我認識父親的時候，他已經是個老人了。1949年隨國民政府來台，於58歲高齡生下唯一的女兒。從小，我們家的信箱裡有《榮光雙周刊》，我一直不明白我什麼自己的爸爸比別人的老。後來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被叫做外省第二代，但我沒住過眷村，從小打電動，在小虎隊中的歌聲中長大。所有我知道的外省第二代都是叔叔阿姨輩的，因為父親的晚婚，老家的大哥哥大姊姊見了我都要喊聲姑婆，感覺像是時空錯置。父親很少說起他的故事，甚至同樣沉默地走進墳墓。愛說往事的，是我的母親。她是印尼華人，經堂姊介紹嫁來台灣，人們習慣稱呼這樣的女人：「外籍新娘」。她曾在鄉下讀過私塾，會寫漢字、說中文（儘管帶有腔調）；十歲時村莊發生種族清洗，舉家搬到加里曼丹；又因經濟因素遷往雅加達。她29歲那年，決定到台灣嫁人，當時印尼華人女性和榮民的婚配並不少見，雖然這些孩子很少互相聯絡，外貌上也無法彼此辨認。我擁有雙重離散的身分，這兩條離散經驗的軸線在我身上交會，一個因為戰爭，另一個因為國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