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會馬德里──吳靜怡的自我回歸

2016年八月，我接受了國藝會個案採集的邀請，和吳靜怡導演相約在桃源國中，聊聊邁入收尾階段的紀錄片《再會馬德里》。在還沒見到她之前，因為只看過簡單的企劃案及影片片段，我誤將這位吳靜怡當成另一位吳靜怡，也就是拍過《尋情歷險記》，本名叫吳靜怡的吳汰紝。結果在訪視之前，和國藝會同仁雞同鴨講了一番，這才搞清楚同為南藝大學姊妹同名同姓的兩人，其實毫無干係。

那是個天色陰涼飄著細雨的夏日午後，我和吳靜怡坐在籃球場邊的階梯上，一邊看著她的拍攝對象——「精靈幻舞舞團」團長賀連華和助教正在籃球場帶著幾個孩子跳舞，一邊聊著她為什麼想要拍攝這部紀錄片。吳靜怡很能聊，沒有什麼不能問的，遇到某些比較敏感的話題，她或許從其他的問答中察覺到我想要提問的意圖，乾脆自己大剌剌拋出來，必要的時候還會加上一些自嘲，讓彼此間的氣氛不會那麼尷尬。

Google吳靜怡這三個字，或許再加上紀錄片這個關鍵詞，很快就會發現她在「台灣電影網」有個條目，點進去會看到她在1997-2000年間拍了三部紀錄片，分別是《玉米火腿可麗餅》、《日南》和《什錦水果香蕉船》。然後吳汰紝以本名吳靜怡拍攝的《再會吧！一九九九》、《快不快樂四人行》亦被錯列於其下。

吳靜怡曾以《日南》和《什錦水果香蕉船》兩度入圍台北電影節，後者在2000年（第三屆）得了非商業類的評審團特別獎。研究所畢業以後，她結了婚、生了小孩，雖然沒有因此放棄拍片，但從此接的都是戲稱為「麵包案」的影像委託製作案，為的是謀生。沒想到，放棄了創作的她，卻在某日接到諸多朋友的恭賀電話，這才發現有個與她同名同姓的南藝大學妹在台北電影節得了獎。我不好意思問她同名同姓這件事，吳靜怡反倒自己把它當成一件有趣的事情說了出來，一副現在說起來沒什麼好介意的態度。

創作，做為心理治療

吳靜怡說要拍真正的紀錄片，完成一個貨真價實的作品，必須要耗費很多心神氣力去與被攝者「搏諾」（台語）。畢業之後，她幾經衡量，放棄了創作，只接「麵包案」，不僅為了生活，更是為了自己的家庭。當時我不太明白，訪視結束後看了她拍的《日南》，相隔一年之後看了《再會馬德里》完整影片，相約做第二次訪談，然後我可以理解了。

簡單的攝影、錄音裝備，導演重新回到學生時期的單打獨鬥狀態。（攝影／郭政彰）

《日南》是一部「典型」的南藝大紀錄所作品，說它典型是因為就像很多的校友作品，記錄對象是自己熟悉的家人、朋友。吳靜怡的拍攝對象，是她許久未見的母親。母親在她三歲的時候就離開父親，成了親友口中的「壞女人」，當時還年幼的吳靜怡無法理解母親為何不搭著火車來探望住在日南車站旁的自己，後來父親再娶，吳靜怡離家南下唸書，也與南部的母親斷斷續續聯絡。在南藝大唸電影的時候，她決定用攝影機記錄自己和母親之間那段長達二十五年的空白。

創作有時就像是心理治療。檯面上的理由是為了拍片，所以比較頻繁地與親生母親見面，然而《日南》片尾母親對著鏡頭所坦露的一席話，卻成了這部紀錄片最微妙的存在。吳靜怡彷彿想要透過字卡和旁白告訴觀眾，同時也告訴自己，這部紀錄片是為她自己拍的，而非為了和母親重新建立情感。在這部片中，吳靜怡和母親處於一種井水不犯河水的彼此自制狀態，經過這段時間較為密集的接觸，她發現母親對於所下的決定，包括離家與切斷和女兒的聯繫，其實都想得很清楚，而非一時衝動；反倒是吳靜怡自己，始終處於一種想不透、跳不開的困惑之中。她之所以必須拍攝《日南》，原來是為了逼使自己面對現實。日南這兩個字，不再只是具象的車站，更是抽象的原點。創作，是為了幫助自己回到原點，認清自己，然後才有辦法真正踏出去。

那麼，吳靜怡為何要在完成《日南》十多年後，又有創作的慾望？在擁抱家庭生活的這些年來，她看著與自己差不多年紀的學長、同學在紀錄片領域各有不同成就，她帶著滿足的口吻說家庭和孩子就是自己的「作品」，這是事實，卻也帶著自嘲，甚至微微的失落。創作之於她，是為了逼使自己面對更外一層的現實。如同當年拍《日南》，釐清了自己和母親的關係，也解開了成長過程的迷惘；今次她鼓起勇氣申請國藝會補助，記錄的對象是一名舞者，最終仍是為了釐清母親這個角色的定位，以及必須肩負的使命。

為什麼是賀連華？

拍《再會馬德里》時，吳靜怡被很多人問過同樣一個問題，為什麼是賀連華？賀連華雖然小有名氣，卻非舞蹈界響叮噹的人物，吳靜怡曾經接過國藝會委託公視製作之國家文藝獎得主羅曼菲的影像紀錄，難道不曾想過要找一個更具指標性的藝術家當作記錄對象？

吳靜怡和賀連華因為教會而認識，賀連華在吳靜怡眼中是個有點慘但又很樂觀的人，她曾經去馬德里深造，卻因故放棄學位返回台灣，後來結婚生子但婚姻出了狀況，只能靠著教舞維生，明明舞團經營狀況不是太好，但看到八八風災的慘況，這個愛恨分明的女人馬上成為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自行前往災區教部落的孩子跳舞的勇者，而且一投身下去就是不求回報好多年。

賀連華的兩個孩子都有跳舞天份，尤其是女兒鮮鮮從小就跟著母親上台跳舞，處於成長叛逆期的她，循著母親的步伐獨立在馬德里學舞，她比母親堅持得久，表現也很優秀，但她不免同樣陷入了是要繼續留在馬德里深造抑或返回台灣發展的焦慮。鮮鮮有自己的想法，不想躲在母親的羽翼之下，然而賀連華對於這個倔強的女兒卻感到擔憂，她不希望女兒重蹈自己覆轍，故而想去左右女兒的某些決定，導致了母女關係的緊張……。

吳靜怡之所以拿起攝影機對準賀連華，對方的名氣大小，是她考量的最後一件事。她真正想做的，是深入這個單身母親的內心，觀察她和父母、子女間的微妙關係，記錄她一方面為了舞團營運焦頭爛額，一方面又不計成本前進偏遠部落提供藝術性靈滋養，同時也挖掘她面對愛情和慾望的態度等多重面向。

賀連華小酒館形式的佛朗明哥舞蹈表演，這也是五年前導演首次拍攝賀連華跳舞的畫面。 （攝影／吳靜怡）

同為母親的角色對應

賀連華是典型的「芋仔蕃薯」──外省教員和本省村婦的結合，她當年毅然放棄在西班牙修習學位的機會，如今卻屢屢回到馬德里進修，她在做的不是把道地的佛朗明哥橫向移植帶進台灣，而是用台灣人的血液、台灣人熟悉的歌謠，去重新創造屬於台灣人自己的佛朗明哥。她將父親和母親的故事編成台味十足的佛朗明哥，她在舞台上運用肢體動作表達她的愛與恨、慾望與渴求，從〈孤戀花〉、〈黃昏的故鄉〉等台灣民謠到鄧麗君的〈月亮代表我的心〉、林憶蓮的〈女人香〉，都成為了她的背景音樂。佛朗明哥取材賀連華自己的生活，她將這些人生光景改編成為舞台上一支支「台西合璧」的舞蹈。

吳靜怡承認，自己是被賀連華激到了，才有衝動想要拍這支紀錄片。同為母親，同為人家女兒，自己為了家庭割捨了創作，賀連華則是為了創作而犧牲部份家庭。所以說，賀連華有沒有名氣，對於吳靜怡來說一點也不重要。吳靜怡想要申請補助，來完成一個「久違的作品」，主要的原因是基於她對於賀連華的情誼，讓賀連華能夠去馬德里和女兒會面，透過影像紀錄讓更多人知道台灣有這樣一位舞者默默在部落推廣舞蹈藝術，將佛朗明哥以台灣的角度去詮釋；另外一個原因，則是基於吳靜怡自己對於創作的渴望。她不服氣，如果賀連華可以，那自己理當也可以。

賀連華與母親的關係，也是《再會馬德里》討論的主要問題之一。（攝影／吳靜怡）

道別與重返，一線之隔

《再會馬德里》裡頭，有幾段訪談和對話非常鋒利、直言不諱，可說是一擊既中。吳靜怡承認，兩人即便在拍攝前早已有非常堅固的友誼，拍攝過程中仍難免有所摩擦。有時是被攝者意圖主導，有時則是拍攝者帶著預設立場而產生了一層框架，但彼此之間相互的信任，令這些角力過程並未走向不可收拾的方向。吳靜怡笑稱，片中好幾段談話的拍攝地點是住處相近的兩人的廚房，那是深夜的女人談話，而攝影機在此非但沒有成為隔閡，反倒展現了一股彼此信賴的親密感。

「再會馬德里」這五個字，可以看作向馬德里道別，也可以解釋成再次回到馬德里，見與不見，只是一線之隔。吳靜怡把這部睽違十餘年的作品塞得非常滿，從外省人的漂泊講到藝術家的自我突破再講到城鄉差距議題，但它的主軸終究還是落在母女關係——賀連華與母親的關係，以及賀連華和女兒鮮鮮的關係。吳靜怡並非要為這些關係找到一個定義或是說法，創作之於它，比較像是一種「重整」，帶有一種非做（拍）不可的決絕之心。

當年拍攝《日南》，如今完成《再會馬德里》，其實是不同階段的自我省思，賀連華像是一個鏡像，讓吳靜怡更加看清自己。而馬德里，如同日南，是具象化的場域，最終意謂著一種精神上的回歸。

女兒鮮鮮自小跟著賀連華跳舞，後循著母親的步伐前往馬德里學習，母女關係卻也因為舞蹈而有所拉扯。（攝影／吳靜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