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槍響之前到完成之初：集眾人之力——紀錄片《九槍》製作採集記錄

紀錄片《九槍》最初的企劃名稱《槍響之前》（Nine Shots），點明了影片直指越南逃逸移工阮國非，在被警察追捕過程裡，因連續被射擊了九槍而死亡的事件。片名預示了紀錄片的製作與探訪，欲呈現臺灣社會大多數人面對移工的態度與行為，如何使得基層員警，扣下板機連開九槍。

更早之前，蔡崇隆導演便開始了他對司法、人權、新移民與移工主題的影片製作興趣。媒體任職期間，從新聞文字記者到深度、調查報告類型的報導，他逐漸累積了對新聞、社會事件的敏感度，同時也形塑了理解社會的角度。轉換跑道投入紀錄片製作之後，這些從媒體鍛鍊而來，對議題的敏銳、深入追查事件與背後故事的能力，加上關注在事件中，人物的處境與狀態，他創作了一系列紀錄片作品：《公娼啟示錄》、《島國殺人紀事1-2》、「移民新娘三部曲」、《油症》……。蔡崇隆導演的作品，總是帶著觀眾直視在媒體上，經常匆匆撇過，模糊理解，但就環繞在我們生活周遭的社會事件與人物。

創作轉折

歷經這些作品與時間的累積經驗，蔡崇隆導演成為紀錄片界裡，調查報導類型影片的資深前輩。但他的創作，在移居／定居嘉義，與來自越南的新移民太太阮金紅一同生活後，開始發生了變化。

「以前是公視的電視台紀錄片導演，提企劃案通過就去拍，蠻制式的工作方式。離開公視以後，拍片的模式跟以前在體制內有很大的不同。沒有那麼計畫性的，更是憑感覺一點。」

離開了電視台的製作節奏與方式，意味著田野題材的選擇、醞釀與製作的時間，都與過去不同。蔡崇隆導演提到，當時金紅開始有以自身故事、文化，製作紀錄片的興趣，若她能從身為新移民的「內部觀點」來製作，自己則作為協助她的角色，過程應該會蠻有趣的。後來由阮金紅導演的《失婚記》、《再見 可愛陌生人》，都是在這樣的緣由下製作完成。

移居嘉義之後，蔡崇隆導演與太太共同創立「越在嘉文化棧」（註），一個提供給移工聚會、活動的假日之家。來自越南的移民、移工，成為他生活中經常有機會相處、互動，彼此談話溝通，討論事情的人們。加上由太太而來，對越南新移民的認識，蔡崇隆導演說：「我認識的這些新移民，好像跟我那時候在做《我的強娜威》，在公視工作的時候，認識的程度好像很不一樣。……那時候比較是看新聞，或者是自己理念上覺得要關心這個議題，所以才跑去認識他們。我現在是反過來，我在生活裡面，就會碰到這些人。」

越南拍攝期間，導演請阮國非大哥站在老家門前，拍攝其背影象徵阮國非的移工意象。（蔡崇隆導演提供）

這些移民、移工對崇隆導演而言，不再只是代表某些議題的人群，而是有血有肉，有夢想、有故事，有喜怒哀樂，就生活在周遭的人們。《再見可愛陌生人》就是在這樣的互動理解中，協助金紅導演一同完成，以越南移工作為人物故事主軸的影片。在放映這部影片的期間，他們收到了一些回應，認為影片未能更多呈現來自於仲介以及制度面缺失的問題。當時蔡崇隆導演認為，《再見可愛陌生人》主要是以人物故事為主，因此制度與結構的問題，本來就不是這部片想要表達的重點。

「我跟我太太做的，比較是從生活裡面出發的人物故事。所以要去做制度面的，或者調查訪談的影片，我以前也做過。那個當然有一定的作用在。可是我後來越來越覺得說，可能很多東西不是訴諸理性的。我覺得感性的層面很重要。」

影片裡的理性和感性，並非二選一不可，能夠做到理性和感性兼具，是許多影片工作者的理想。關於這點，蔡崇隆導演也提到，過去拍攝《島國殺人紀事1-2》時，雖然影片本身談的司法、冤案主題，需要大量理性辯證與資料堆疊，但他認為在影片中的情感面，說故事，尤其是人物故事的部分，還是要放進去。因為紀錄片要能夠吸引觀眾看下去，不可能只是在說理而已。不過以《島國殺人紀事1-2》的比例而言，說理的部分還是多於情感。

到嘉義生活之後，和太太一起創作的影片多以人物故事為主。被攝主角們，也都是會出現在生活中的人。在日常的互動裡，經常能夠聽到這些移工、新移民分享，離鄉背井的故事，以及到了臺灣之後，發生在他們身上，被不公平／差別對待、被歧視……等等的經驗。改變了他去思考移工與新移民故事的角度：

「我們做紀錄片，如果要影響人的話，就算你不能情理兼具，感性的部分，可能會變得是更重要的。尤其是我越來越意識到說，移工這件事情，好像不是只是改變法令，或者改變制度，就可解決的。因為我們對移工的那種偏見或者歧視、漠視，是生活裡面就存在的。……有時候他們說到在上班時候，那些主管或者同事對他們的態度，跟他們講的話，隨便對他們罵三字經。那種大大小小的，你就會感覺到臺灣人，對移工，反正就是覺得非我族類。即使是同樣是藍領的同事，也一樣會沒有把他們當作平等的人。像這樣的情況，你跟他講道理，或者你說你用什麼制度或法令，去約束這個東西是沒有用的。」

因此，蔡崇隆導演體會到，若是想要從制度面或者法律面，去改變這種偏見甚至是隱性或顯性的歧視心態、行為，基本上是沒有用的。我們得先回到，到底臺灣人個人或者整個社會心理上，對於這些移工、新移民，是以什麼樣的心態在看待。第一步，便是把問題看清楚、並且呈現出來。

契機

2017年8月，越南失聯移工阮國非在警察的追捕中，遭連開九槍不治身亡。當這則新聞高熱度的出現在大街小巷的電視上時，蔡崇隆導演的第一個疑問是：「為什麼需要開上九槍、如果對象是臺灣人，會被這樣開槍嗎？」這個疑問，讓他有了進一步去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的動機。阮國非事件，激起了移工團體與警察團體之間，看似對立的立場。各種支持或者反對的聲音，挑動了關於人權與平等的價值的論戰。

收到《再見可愛陌生人》映後關於制度面不足的回饋之後，蔡崇隆導演便開始思考，未來製作影片時，要把制度面的問題也放進去。阮國非事件的發生，具體而微地展現了許多臺灣人對待移工的心態。因此，阮國非，以及另外一位因為逃避拘捕而墜落山崖，最後死亡的移工黃文團，兩個個案成為蔡崇隆導演探討移工主題的敲門磚。從一開始，蔡崇隆導演就不只是要談個案事件而已。如何透過這些事件，把整體在制度上、臺灣人對待移工的態度，同時展現出來，是他製作這部影片最初的核心。

「我看到阮國非或者黃文團事件的時候，我覺得我的了解是比一般人更多。在這個基礎上，我會覺得說，如果今天我不再藉這個機會，透過這個個案，把一些相關的脈絡談出來的話，可能也沒有其他更適合的機會。」

團隊在阿里山區拍攝移工山老鼠問題，掌鏡者為攝影師詹皓中。（蔡崇隆導演提供）
 
關鍵

因緣際會，蔡崇隆導演拿到阮國非事件現場，佩戴在警方身上的密錄器影像。密錄器的影像其實在過去幾次開庭，曾經以截圖或者部分片段的方式，作為證據而在法庭內展示過。但看過完整密錄器影像之後，影片內容讓導演和他的製作團隊，直視了在那半小時的時間裡，不只是阮國非與開槍警員兩者的互動，還有其他周遭，無論是來支援的、救護的甚至圍觀的人群，對中槍流血躺在地上的阮國非的態度。影像本身帶來的力量非常巨大，讓觀者必須忍耐著不把臉別開，才能煎熬的看過，直指人性底層的畫面。因此，團隊成員甚至提出，直接公開這段力量強大的影片，勝過一切明說、暗喻，關於歧視、差別對待的指控。

但蔡崇隆導演認為，若是去脈絡的播放這段密錄器影片，最後很可能只是造成兩造對立的強化而已。更會讓這個事件，變成是個案移工與警察之間的問題。怎麼樣把密錄器適當的結合在紀錄片裡，讓觀眾看到，這個狀況不是改變制度，或者改變法令的問題，它甚至可能是一個集體的社會心理的問題，才是影片想要嘗試去做的方向。

「我們對移工就是那樣的心態。 這個案例只是具體而微的展現。那個過程，一方面是他開九槍，為什麼他會這樣做。除了他緊張之外，有那個背後心理的狀態。他可能就是基本上對移工沒有好印象或者不理解。後來來了兩批警察，那些長官的處理，也是在鬼打牆，他們也沒有因為比較資深，就比較重視人命。還有一些圍觀的民眾。阮國非被打完之後，有個民眾說，你再聳鬚嘛。你再囂張嘛。那個就是我們的集體社會心理。」

從個案到社會

但什麼是適當的脈絡，作為事件與密錄器以及故事主軸的結合呢？

首先是關於個案與整體的映對。《九槍》中，除了阮國非的事件為主要故事線之外，蔡崇隆導演層層堆疊其他許多移工工傷與逃逸追捕的事件。透過新聞畫面以及從事件延伸而出的當事者（移工）、消防隊員、資深警察、律師、白牌司機、巡山員、移民署……等等人物的訪談，逐漸描繪出這些事件不同角度的全貌。無論是合法的移工或逃逸失聯的移工，同樣在艱難且勞動條件低下的工作環境中，持續為臺灣現代化的建築住宅、交通運輸，到臺灣人引以為傲傲視全球的電子業，作為最基礎最底層的勞動力。而臺灣自視為有自由人權的民主國家，在追捕、對待移工的作法上，漠視移工勞權、生存權、人權的態度上，讓許多移工團體很早就喊出臺灣其實是一個「奴工島」。

從這許多事件與新聞素材的鋪陳裡，觀眾從阮國非事件的個案入口，逐漸看見整體移工在臺灣的工作與生活的樣貌。這之中點出了制度的缺失，結構的問題，但最核心不能忽視的主因，仍舊直指臺灣社會許多人對移工的行為，以及心態上的歧視。

在這樣的脈絡下，事件的堆疊與分為四段的密錄器內容，交錯出現、彼此對照。原來開場讓觀眾如在迷霧中的密錄器開頭，以及隱藏在背後的原因，逐漸清晰。這一條由事件、新聞與訪問組成的敘事線，與密錄器的內容彼此牽連，建構出從理性層面，展現移工在臺灣處境的現實狀態。

另外一條敘事線，則以阮國非個人為主角，從他的家鄉開始說起。他的童年、成長、家人，以及他選擇來臺灣工作的故事。配合從他的臉書心情貼文擷取而來的口白，讓觀眾一筆一畫描繪出阮國非，作為一個真實存在的人的故事。蔡崇隆導演提到這樣的做法時說： 「我們今天怎麼樣透過紀錄片，你在視覺上，在情感上，就能夠意識到，他們真的不是只是工具人，他們也是人，有家庭有家人，有夢想。我們老是說青年就是要築夢，人家也是築夢來臺灣。」

阮國非成為逃逸移工之後，在新竹竹北地區帶領一班越南兄弟為台灣人蓋房子。（蔡崇隆導演提供）

這一條以阮國非的生平為主軸的敘事線，同樣也與密錄器的內容交錯。與移工工傷新聞事件與訪問，映對密錄器的角度不同。因為我們透過影像認識了阮國非，觀眾將無法再將密錄器中，那位赤身倒在泥土地上的移工，看成是面孔模糊的「標籤」般的人，更不可能無視於他的肉身承受槍擊後所遭遇到的掙扎和痛苦。同時，也將更難以承受同樣身而為人，移工的他，卻像動物或肉塊般被無視的人權。這一條描繪個人的敘事線，與密錄器交錯建構出的是在感性層面上，讓觀者同感，並在情緒感受上，產生撞擊而震盪。

密錄器內的影像，本身已經具有強大的力量。但透過在《九槍》中，理性層面的探究與感性層面的同理搭建，使得觀者很難再站在一個旁觀、疏離的位置上。尤其對臺灣觀眾而言，很難把自己放在置身事外的角色裡。而是在沒能意料到的情況下，透過影片被捲入這場由臺灣人與社會，必須共同承擔的罪惡感。密錄器內殘酷的現實讓觀者感到痛苦，而蔡崇隆導演期許，這痛苦能夠確實地帶來改變的行動和力量。這也是《九槍》在創作上的初衷。

敘事的調整與平衡

《九槍》最初的結構雛形，是希望以兩個不同視角的敘事線交替。一個是代表已逝阮國非的靈魂視角（暗遊者），另一個則是蔡崇隆導演作為調查事件的調查者（拼圖者）。後來由於密錄器影像的出現，以及找到阮國非在社群裡記錄自己心情的日記，能夠代表「當事者」的素材比例增大，因而整體敘事結構做了大幅的調整。拼圖者的角色，由影片中，工人作家林立青、資深警察等不同社會位置的受訪者作為主要代表，作者隱身於這些拼圖者之後，試圖點出許多制度面與現實之間的矛盾。不過，這樣兩種視角的結構意圖，仍舊可以在影片中找到許多安排。

像是開場時，訪問阮國非家人的場景裡，我們可以看到由另外一台攝影機所拍攝，導演與攝影師坐在阮國非家人對面，正要進行採訪的畫面。蔡崇隆導演提到，這樣的安排是希望去呼應，代表逝者的靈魂視角，以旁觀的角度看待關於這後來的調查、訪問等一切。也同時希望透過這樣的方式，拉出一點距離，讓觀眾在主觀與客觀的不同角度中，去理解主題。

阮國非父親受訪時表示，如果不是他身體狀況太差無法長期訴訟，他並不想和解。（蔡崇隆導演提供）

「有點像在旁觀我們在採訪，在調查這樣。若強烈一點說，也就是說我在做這些努力，有可能是白費心力的。……我作為一個調查者，報導者，那個過程，也是被觀察的一個部分。對我來講，就是靈魂視角，他是一個更總體的觀點。一個更大觀點。」

另外一個在敘事平衡上的努力，可以從警察家屬的訪談中看見。阮國非的事件，在當時的媒體輿論中，很容易變成兩造對立，互相指控的狀況。但在《九槍》敘事上的鋪陳裡，我們除了建構出一個因九槍而倒下的移工，背後的故事與移工制度上的問題之外，同時也因為開槍警察家屬的發言，加上資深警察的訪談，將視角拉廣，讓我們同時也得以看見基層員警、警政制度，在事件現場的狀況和困境。

蔡崇隆導演在一次映後座談裡，回應觀眾提問為什麼沒有訪問那位開槍的員警時，他提到，阮國非事件的發生，當然有個人的也有社會的因素。影片並不是要去處理這些個人性的因素，而是將這樣的事件放置於社會的脈絡來看。因此，訪問開槍的基層員警，他能說出的內容，若無助於我們去理解整個結構的問題，最後很可能變成將矛頭指向員警個人因素，而忽略了更重要的基礎問題。同時，在那樣的狀況下，也很容易演變成弱弱相殘、兩造對立的情形而已。更何況，警察家屬的訪談已經清楚呈現另一方的立場，因此再去訪問當事員警，也就沒有太多其他可以延伸的內容了。

另外，討論逃逸移工在臺灣的問題時，很常將矛頭指向制度，尤其是仲介制度的問題。在《九槍》中，蔡崇隆導演放進了來自仲介的說法，關於他們也承受來自企業、雇主方的要求、回扣等等壓力。這些說法或許只是仲介自我簡化、美化了他們應負有的責任和義務，但同時也將所謂的「仲介」問題，向觀眾稍微展開了一個不同的理解角度，在面對龐大的「制度」問題時，能夠具體的去爬梳那些扭絞在一團的巨大問題。

移工人權倡議團體，每兩年都會辦一次移工大遊行，近年來的主要訴求都是要求廢除仲介。（蔡崇隆導演提供）

集眾人之力

2017年8月，阮國非事件發生時，任職於公視獨立特派員，專門拍攝專題紀錄片的張智龍，也著手紀錄採訪這個事件，他從新聞事件開始，並一路追尋到了阮國非越南的老家與家人，也聯繫上同樣在臺灣工作，阮國非的妹妹阿草。作為老同事的蔡崇隆導演，當時便請他協助留下影像素材與資料，後來成為《九槍》的前期研究資料與素材。同時也透過張智龍介紹，和妹妹阿草有了聯繫，並取得後來去越南拍攝家人的首肯。

同時間，蔡崇隆導演也找了畢業學生，作為前期研究員，開始廣泛大量的收集，在臺灣有關於移工的新聞、事件與影像素材。而在影片企劃階段就加入的製片李佩禪， 後來引介了導演原本不熟識的攝影師盧盈良，加上蔡崇隆原本就合作過的攝影師詹皓中、剪接師蔡弦剛、音樂製作史旻玠加入團隊，讓《九槍》成為各方高手集結的創作團隊。

團隊拍攝2019年移工大遊行，掌鏡者為攝影師盧盈良，執行製作為蔡弦剛（本片剪接師）。（蔡崇隆導演提供）

或許與這幾年任教於中正大學，累積了許多與年輕學生和創作者相處的經驗有關。蔡崇隆導演提到，從一開始創作《九槍》，他便希望是與過往不同的創作方式，以團隊製作的方式來發展。因而加入團隊的成員，並非只是為了本部影片的某個部分的技術而加入的，而是有意識作為創作團隊的一部分，貢獻投入自己擅長而專業的部分，互相給予意見、討論，共同完成的作品。

「我那時候找他們，算是蠻早。我後來有個想法是，不能夠只靠紀錄片。要改變臺灣社會觀念，一些社會的價值，我希望是一種多元創作的東西。比如說剪接師可以用題材做自己的短片，音樂製作也可以用這個主題做自己的獨立音樂。而《九槍》是我們今天一起做一個，叫做紀錄片的作品這樣。無論是要做音樂、做短片，甚至做劇場也可以。就是有點像是萬箭齊發，但都是在講移工議題。」

或許就是因為，每個投入《九槍》製作的成員，都能在之中找到屬於他的特長所能發揮的空間。使得這集結起來的力量，推動影片在敘事上、觀點上、影像上、音樂上，互相對話彼此激盪，因而成就了一部在影像上，在觀影的感受上，皆精彩而有力量的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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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越在嘉文化棧於2017年5月由越南裔新移民阮金紅與臺籍夫婿蔡崇隆共同創立，長期關注臺灣新移民移工及新二代的教育文化問題與相關議題，希望建立一個超越美食與展演等刻板形式的東南亞文化交流據點。參考：https://www.ydachangemaker.tw/post/1465-yue-zai-jia-wen-hua-z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