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現時代意象的捕影者~被遺忘的日治時期前輩攝影家李火增一生底片數位典藏蒐研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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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839年法國政府正式公佈攝影術的發明至今,無可疑慮做為人類視覺符號的傳播工具之一的「攝影術」,已經深深地影響人類視覺社會化的生活底層。這種重要的特質,尤其在各時代轉換中,一切社會文化活動傳承之間,「攝影術」代替了人類的視覺,間接無形中種下人類歷史文明精神傳遞的因子。因此,攝影做為近代文化的視覺傳遞的尖兵,它所見證、傳繫、各時代社會的脈動,是研究動機之一。
薩依德曾說過:「記憶,是一種保持身份認同感的有力工具。」而攝影便是文字以外,對民族歷史與文化認同的一種有效的記憶方式;一張好的照片,勝過千言萬語!而攝影做為記憶與見證的重要媒介,使人們得以更生動地想像過去,也正因為如此,歐美各國早已對攝影的歷史性、藝術性做出全面且深入的評價,不僅只是立足於保存底片或者技術層面,更就歷史、文化的觀點來培育出攝影技術人才以及歷史研究學者。
本計劃不但對台灣攝影史料與創作的蒐集、整理、修復,保存、建檔與展示有著不可或缺的重要性,對於未來建構國家級攝影博物館,更可以全面地思索影像文化歷史的保存與推廣,建立我們的影像歷史以及影像教育的推廣,對於凝聚台灣人民情感與記憶,定能夠興起全面而深入的催化作用。
在梳理台灣各階段攝影發展當中,最令我著迷,就是能挖掘出這些大隱於市、大時代小人物的流轉歲月及他們的故事;1943年日本總導督府,巧立「台灣寫真登錄制度」,某一方面意圖就是箝制,具有強大社會意識傳達「寫真」的利器,進而防諜。第一回合格登錄台灣籍共22位,目前已登場,被各方專家學者發表出來才6位而已!不僅如此而已,當年霧社事件發生後,隨日本軍隊征戰理蕃的戰地記者「林國富」,是台北「林寫真館」的掌門人,這些都是台灣重要攝影史料及影像資產!
日治時期能拿相機外拍,不外是經營寫真館及富紳階層的業餘攝影愛好者。 李火增不是從事寫真相關事業的人,還而能廣泛捕捉台北州,在1940年初期前後都會的顯影,補足攝影三劍客,在這一段時期,台北影像闕如的遺撼。
李火增的作品除了補強、再現日殖時代皇民化運動下時代氛圍的見證外,也反射了菁英階層在那時代巨輪中,閃爍著的青春物語。他與鄧南光在日殖時期,都是台灣萊卡俱樂部的成員。是少數能在胸前掛有登錄寫真家徽章,在如火如荼的戰爭陰影下,拿著鏡頭對準老台北,留下經典畫面的攝影家。塵封了70多年後的數位典藏計劃,再現李火增的時代風華,實深具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