恆常的災厄——專訪黃淑梅《給未來的你》

超現實的異世界

當黃淑梅在2023年初走入七股時，已是自2018年展開、歷時五年的「七股反光電抗爭運動」結束之後。她說，甫踏入由台61線分隔為東西兩側的七股，就像走進一個超現實的異世界：「我沒想到七股可以變這麼多。」記憶裡遍布魚塭與蚵棚的景象，此刻被這條南北向的主幹道一分為二：東側早已被光電板全數覆蓋，在炙熱艷陽下反射著眩目白光；而西側則在歷時五年的抗爭之後，暫時豁免於光電的進駐——2022年11月，時任經濟部次長曾文生向北上抗議的七股居民強調，不會於台61線以西推動光電案場，並呼籲光電業者放棄申請該區域的開發案。然而，這樣的口頭勸戒能持續多久，仍是未知數。

《給未來的你》劇照，中南部農、 漁土地因光電政策而有了天翻地覆的改變（黃淑梅提供）

黃淑梅自陳，在2023年下旬要訪問「七股沿海土地資源保護協會」會長、同時也是保護台61線以西天然養殖場幕後推手之一的楊惠欽時，楊惠欽的話語中透露出些許無奈：「抗爭都已經過了，還可以講什麼？一切都有可能在2024年大選後改變。」而光電在當地仍是敏感話題，反光電的居民訪談有些只能使用變聲過後的聲音，被光電業者下封口令的居民亦不在少數。

2023年12月26日，距離2024總統大選不到20天，我跟隨著黃淑梅造訪七股。我們在楊惠欽會長創設的水產餐廳「黑琵食堂」用餐，而他則親自前來替我們挑選自豪的菜色。黃淑梅熱絡地與他談話，語調輕鬆，卻在字裡行間透露出對台61線以西區域的憂愁：「即便有經濟部的口頭承諾，但台61線以西仍稱不上安全，有部分土地屬於七輕時早已圈地的地主，他們也正在等將土地賣給光電的機會。」

1994年，原先預定被開發為濱南工業區、並興建煉鋼廠與七輕石化廠的七股，展開長達17年的反七輕抗爭，最終在2010年成功阻擋重工業的進駐；然而在抗爭結束後的不到十年間，七股再度迎來另一股開發勢力——只不過這次的開發勢力，不再是被稱為「褐色產業」的傳統重工業，而是打著「乾淨綠能」名號、以「漁電共生」包裝大規模開發的再生能源產業。

「七股是臺灣西南海岸最後的淨土。」黃淑梅說。由於七股的硬質地盤不利於地下水抽取，當地漁民以純海水進行低密度的天然養殖，與嘉義東石、雲林、屏東以抽取地下水進行高密度養殖的模式不同。這樣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與其形塑的天然養殖場，不僅使七股免於因超抽地下水而導致的地層下陷，更使這片沿海土地得以容納每年九、十月過境臺灣的黑面琵鷺，成為這批冬候鳥渡冬的棲地——當地漁民於冬季收成時，會特意延緩魚塭的放水時間，並預留一定高度的水位，讓黑面琵鷺得以覓食魚塭內的小型魚蝦。

然而，對環境生態友善的天然養殖方式，卻也使七股成為光電業者首先覬覦的土地。由於天然養殖的收穫量與獲利不如抽地下水養殖穩定，使七股的地價相較其他西南沿海地區低廉，需要租用大片土地的光電業者也因此察覺了其中的商機；此外，七股從事養殖產業的漁民大多是不擁有土地所有權的承租戶，地主往往在獲利的考量下，將土地租給租金比漁民多了十倍以上的光電業者，導致漁民喪失原先承租的養殖空間與賴以為生的工作。「居民並非盲目反對再生能源，」黃淑梅這麼說，「而是希望在開發的同時，能夠兼顧在地的人如何生存、環境生態如何永續。」

用餐後，我們與楊惠欽會長告別，自黑琵食堂駛上台61線，一路往北門區的蘆竹溝而去。這天下午，黃淑梅將與其中一位創辦「蘆竹溝蚵學園區」的在地青年交談。車途中，坐在副駕駛座的她一面與身兼駕駛的攝影師討論接下來的訪談拍攝細節，一面望向窗外籠罩著昔日魚塭的光電板。如今，這片異世界般的景觀，竟也已然成為她閱歷無數的日常。

轎車駛入蘆竹溝的巷弄，兩側的透天厝住家前堆放著與人同高的牡蠣殼堆與盛裝牡蠣殼的黑色塑膠籃。由於在地特殊的蚵仔製程不會經過泡水的程序、不易使蚵仔產生腥味，整個村莊的空氣清新。在這樣的村莊內，不時仍可以聽見朗誦著一個個商品名稱的廣播販賣車聲。「這就是小村莊，大家是倚靠聽覺去聯想畫面，而不是實體的大規模商店。」黃淑梅這麼說，話語中透露出一股自在與柔和。

當我們抵達緊鄰著北門潟湖的蘆竹溝蚵學園區時，即將受訪的青年正在園區門口清理一隻死去的鱟，在他身旁的園區養殖池內，養著臺灣本土波紋龍蝦與作為水質指標的虱目魚。他熱情地招呼我們，並帶領我們走上通往北門潟湖的小徑。天光自西方天空穿透凝重的雲層，走在小徑上往村莊南面眺望，成片的光電板不斷延伸。「在抵抗光電進駐卻頻頻失利後，我們希望將內心的不平衡感轉譯為在地社區的能量。」青年回頭對我們解釋道，「蘆竹溝蚵學園區就是在這個脈絡下誕生的。」

一路上，黃淑梅緊跟在青年身後。而這樣亦步亦趨追索的姿態，不只在七股與蘆竹溝現身——自2015年底，黃淑梅的步伐就涉足眾多長年承受工業污染與開發不正義的中南部區域：彰化大城台西村、臺南學甲、高雄大林蒲⋯⋯。她走入抗爭的現場、與在地居民交談、紀錄他們在抗爭外的災區日常處境；她也拜訪環境團體、學術界、產業界與政府機關等多個領域的代表人物，時而強悍地提出尖銳的問題，時而柔軟地允許自己被對方的話語所改變。

黃淑梅導演跟隨蘆竹溝在地青年走往北門潟湖，小徑左側的魚塭已被光電板覆蓋（羅苡珊攝影、文字提供）

這般姿態，是為了替未來的世代留下紀錄。對黃淑梅而言，這樣的意念貫穿了這十年來所有拍攝行動的總和。透過將這樣的紀錄長片拍攝企劃取名為《給未來的你》，她渴望對話的對象，並非立即見效的當下訴求，而是那尚未誕生、尚未到來的將來世界。

時間的錯位

《給未來的你》的「現場」，往往不是災難與抗爭當下的衝突場合，而是在那「之後」所留下的、隱而未顯卻真實存在的遺緒。這般時間的錯位，似乎隱含了黃淑梅自上個世紀末拍攝環境紀錄片以來的心境變化軌跡——1999年，劃分了臺灣島內人群世代記憶的九二一大地震，成為黃淑梅最初打磨自身目光的孵育場。這些災區現場與災後重建的影像紀錄，經過七年積累與梳理，成為她的首部長片《在中寮相遇》（2006）。

「《在中寮相遇》的拍攝是很重要的土壤與養分。」時隔25年，黃淑梅這麼定位自己當年拿起攝影機進入災區的經驗。當時，在學生時代受到「拍人物故事」訓練養成的她，在進入地震災區現場時受到了強烈的衝擊：「我第一次深刻意識到，面對這樣巨大的災變與背後盤根錯節的政策結構，只拍人是遠遠不夠的。但臺灣教育往往著重感性的經驗談，推崇好看的人物故事。」即使在拍攝現場目睹居民的災區生活，她渴望看見的並不是表面的悲慘現狀，而是潛伏在表層之下的龐然結構，如何宛若無所不在的水一般，滲透進每個人的生活末梢。

「我希望將眼光從災區居民的感性處境移開，轉而著重探討結構性、歷史性的問題。」於是，這樣因製作《在中寮相遇》而凝練出的結構性視野，形塑了黃淑梅日後其他的創作。2009年，九二一地震過後十年，莫拉克颱風引發的土石流掩埋了高雄甲仙鄉小林村。「八八風災發生時，我一直克制著自己想去現場記錄的想法，我不想再拍第二部災難片。」最終將她逼到現場的，是時任總統馬英九的一席話——「莫拉克之所以造成這麼大的災害，是因為老天爺在幾天內降下一年的雨量」——如今，黃淑梅引述這段話時仍難掩憤怒：「憑什麼以天災之名，替政府的無作為卸責？」她決心探究土石流背後的成因，展開《給親愛的孩子》（2015）為期六年的拍攝與製作。

在《給親愛的孩子》中，黃淑梅不再是把目光投注當下，不再是急於追趕每一個事發現場；她企圖掙脫單一個人的生命時間尺度，「往前」追溯臺灣山林被砍伐的歷史。而往前追溯，無非是為了走進未來：「《給親愛的孩子》是一封寫給未來世代的書信。」正因為環境的時間尺度遠遠大於人類的生命尺度，且其中的議題往往需要長時間紀錄才能呈現出變化，這促使黃淑梅開啟了以「未來的孩子」為述說對象、探索「世代環境正義」的創作路徑。

這樣的創作路徑也延續到製作中的紀錄長片企劃《給未來的你》。這部長片的創作最早能溯源至2014年，當時身為南部人的黃淑梅切身體會到空汙帶來的危害：「我是那種會被極端氣候淘汰的體弱者，」她自嘲地說道，「我的身體很敏感，只要空氣不好或有劇烈的天氣變化，馬上就有感覺。」然而，當時社會大眾仍普遍缺乏對空汙的危機意識——與擁有可見、具體災害的地震或土石流相比，隱形卻無所不在的空汙是另一種型態的災難；懸浮於空氣中的PM2.5微粒，甚至能打破外在環境與身體內部的分野，深入細胞與血液，影響遠及未來好幾個世代。

《給親愛的孩子》企圖以更大的環境時間尺度探索世代環境正義議題。圖為黃淑梅導演於阿里山檜木林中訪問生態學者陳玉峯（黃淑梅提供）

2016年，黃淑梅與蔡崇隆、林泰州、李孟哲等多位中南部導演共同發起「脫口罩！找藍天」影像行動計畫。其中，黃淑梅的短片作品《為孩子找回藍天》（2016）是她首次以反空汙為主題的嘗試。最終，這個影像行動計畫集結了17組不同世代影像工作者的短片成果，在北中南東四地舉辦巡迴放映，並召開產官學政策對話研討會。

同年，臺灣在時隔八年後經歷政黨輪替，勝選總統蔡英文提出「2025非核家園」施政目標，並以此推動能源轉型政策，承諾在2025年達到「燃氣50%、燃煤30%、再生能源20%」的發電佔比。「一開始，我對這個政策與佔比是樂見其成的。」黃淑梅這麼說。在接下來幾年間，她持續拍攝空汙行動短片，並完成了以彰化大城台西村居民為主角的《孩子的天空》（2017）。而讓她開始萌生製作長片念頭的轉捩點，是起源自2019年受到「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創辦人葉光芃醫師委託，拍攝以「脫煤」為主訴求的行動短片《祝你生日快樂》（2019）。

「拍攝這部短片讓我意識到，空汙不只是空汙議題而已，而是與產業及能源轉型、甚至全球氣候變遷情境息息相關。」她進而認為，若是繼續將空汙視為單一、封閉的議題，影片敘事只會限縮於受迫害者的處境，無法指認背後的體制原因：「空汙其實是國家產業結構與經濟政策的長期結果，臺灣過去的經濟成長仰賴高耗能、高耗水的『褐色產業』，但這些產業是污染環境的元兇。」這樣的體悟也讓她發覺短片形式的侷限——以訴求為主要目的的行動短片往往只能呈現單一面向，唯有長片的敘事篇幅，才能將「點狀」的議題串聯成「面」一般的結構網絡。

在這樣由點到面的追索過程中，黃淑梅也推翻了最初對能源轉型政策與再生能源發展的樂觀態度。「臺灣能源轉型起步太晚，又缺乏適合的配套措施。」她說，「2016年臺灣的再生能源發電比例僅有4.8%，要在2025年之前成長到20%是非常恐怖的，尤其臺灣土地這麼少、制度這麼脆弱，完全無法應付這麼急進的政策。」

此外，全球產業鏈對綠能製程的要求，也使許多臺灣大企業追求最終的綠能數值，忽略能源轉型的實質內涵與開發過程中的程序正義；而這樣的結果論思維，更加劇了早已存在的資源分配不均現象——在資本主義必然追求利潤的前提下，再生能源產業將開發成本轉嫁、外部化到邊陲地帶，然而生產的綠電大多被大型企業或工廠收購，使這些承擔開發成本的當地居民難以使用綠電。「我曾訪問過的一名蘆竹溝青年對我說：『那些在我們養殖場蓋的光電板所發的綠電，我們連一度都用不到。』」黃淑梅無奈地說，「每次討論能源議題，一定會有人喊臺灣的電就是不夠用，但缺電其實是個假議題。」

黃淑梅認為，比起以大規模單一土地開發的「集中式發電」，再生能源的發展應該先從「小規模分散式發電」開始做起，例如搭配政府補助與配套措施，讓每戶住家自行在屋頂安裝光電板，生產自身或該區域所需的電力。「如果真的不夠，再去討論如何循序漸進地開發多少比例的土地。」然而，大片土地買賣與開發替企業帶來的商機、追求速成與結果論的政策目標，使臺灣的再生能源發展從一開始就選擇集中化、大規模的策略。「短視近利是一切問題的根源。」她難掩憤慨地說。

曾經，這部《給未來的你》的拍攝企劃被黃淑梅命名為《2025之後》。問及為何捨棄這樣一個帶有強烈與當今社會對話意圖的片名，她這麼說：「我漸漸對當今的人不抱希望。以環境的尺度來說，我們不能只看當下眼前的利益，而必須有時間性的眼光，將未來一併考量在內。」於是，她將片名改為《給未來的你》，不同於前作《給親愛的孩子》是站在當今時刻「往前」追溯山林砍伐史，《給未來的你》則是置身現在進行式的變動中，持續「往後」追索尚未到來的未來。

她也毫不迴避地直言，即便將眼光投注未來，她仍不打算透過作品提供任何溫情虛假的希望。「這部片是對環境的輓歌，向下一代敲響警鐘。」而這樣的決絕，與其說是消極的悲觀與無望，不如說是在充分領悟現況後的積極肯認：「我想如實地記錄我們這代人在環境上所做的一切行為與選擇。」她說，「我有幸可以剛好生在這個時代，把我見證的事情記錄下來，但至於我們的所作所為是對是錯，只能交由未來的人才能真正評價。」

《給未來的你》劇照，黃淑梅導演透過本片對這一代人提出叩問，要留下甚麼給予我們下一代？（黃淑梅提供）

恆常的災厄

與黃淑梅造訪七股與蘆竹溝的2023年末，已接近《給未來的你》拍攝期的尾聲。當時她一面規劃最後幾次的訪談拍攝，一面思索整部影片的敘事主軸與形式。「拍完七股光電後，我對能源轉型的實際景況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也比較清楚自己的位置跟定位，才覺得可以進入剪接期。」她認為，紀錄片拍攝結束的時間點，往往決定導演在哪個位置上回溯過往拍攝的素材，「每個完成時間點所帶來的視野，都會有它自身的侷限，所以重要的去看從開始到完成的時間剖面，橫跨了哪些事情。」

《給未來的你》的製作時間框架，確實是臺灣能源轉型的時間切片——從2016年政黨輪替與能源配比目標的提出，到預計成片、即將檢視「2025非核家園」與能源轉型成效的2025年。在這近十年間，黃淑梅追蹤傳統褐色產業不同形式的污染、新興綠能產業開發的程序與環境爭議，素材內容廣及專家學者訪談、科學知識與議題闡述、居民處境生活側錄、抗爭事件現場紀錄等多個層面。然而，如何透過縝密的敘事框架將素材編織在一起，她坦承，一切還處於混沌未明的狀態。

「能夠承載素材內容的敘事形式其實早已存在，但真正困難的是如何找到它。」她以《給親愛的孩子》的剪輯歷程為例，當時光是影片的開場，就打磨了三、四年。「我原先希望以九二一大地震與莫拉克風災這兩個臺灣世紀災變為基礎，回溯山林砍伐的歷史，但光是九二一的段落就長達半小時。」直到某天清晨，她在半夢半醒間，腦內突然出現一段口白。「我趕緊起身把那段話抄下來，後來它就成為《給親愛的孩子》的開場旁白，時長只用了五分鐘。」

而來到《給未來的你》，黃淑梅對敘事的想像是以第一人稱的主觀視角出發。「除了比較自由之外，這樣也才可以為我的觀點、侷限或可能的錯誤全然負責。」然而，不難察覺她的話語也透露著一股與前作對話的拉扯：「但我不希望這樣的第一人稱觀點，是像《給親愛的孩子》那樣直接以書信體的形式述說。」

這樣面對剪輯敘事的拉扯與混沌未明，在一年後有了相對清晰的輪廓與進展——2024年年末，再次訪問黃淑梅時，《給未來的你》已進入密集看帶、撰寫剪接大綱的階段。黃淑梅說，為了思索敘事，她最近重看了《給親愛的孩子》：「發覺自己當時還有點幼稚、不太成熟。」她語帶笑意地說。對現在的她而言，《給親愛的孩子》的敘事將作為導演的自己暴露在前方的位置，並以直白的口吻向觀眾道盡一切，其中蘊含著一股年輕的說教氣焰。「當時覺得自己得用拍攝來教訓體制，認為可以透過紀錄片改變很多事情。」

而今，黃淑梅對「導演敘事位置」的想像，逐漸後退並自敘事表面隱身。這樣自我定位的挪移，無疑與她對環境議題的心境轉變密切相關。「《給親愛的孩子》結尾在一個溫暖的意象，認為在巨大災變後，大自然仍會修補、孕育無限生機，而在斷垣殘壁間，只要人還活著就還有希望。」然而，這份原先對人性光輝的冀望，逐漸在後續十年深耕環境議題的過程中泯滅。「現在我只覺得，人類的存在是對地球的災難，是招致環境損毀的罪惡根源。」她說。

於是，《給未來的你》的敘事勢必是殘酷的——沒有導演現身的溫情旁白，只有退居冷靜鏡頭後的安靜見證。但這並不意味著導演觀點的消失：「無論是剪輯進影片裡的受訪者、知識性論述，還是災民處境，這些都是導演觀點。導演觀點是無所不在的。」帶著這樣對導演敘事位置的體悟，黃淑梅進一步構思出《給未來的你》的敘事形式：整部片的敘事軸線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的主敘事跟隨她自身在這十年間，對臺灣能源轉型政策從樂見其成到發覺其中問題叢生的歷程；第二部分則是以較為設計的手法，呈現大尺度的氣候變遷與氣候災難。

對黃淑梅而言，氣候災難並非以戲劇性的具象姿態在影片中現身，而是早已在每個人的生活裡無所不在。「我想強調的是氣候災難的日常性。」她提及中央研究院地球科學研究所汪中和老師每週主持的廣播節目「地球ICU」：「我想將這些廣播以畫外音的方式呈現，搭配我的行車記錄器畫面，創造在日復一日的車行途中聆聽廣播的感覺。」在她的想像中，車行畫面的擋風玻璃外可以是各種風景—受霧霾籠罩的灰濛前景、晴朗無雲的天空，或是深夜的高速公路上四處無人、不知該駛向何方的無盡荒涼。

《給未來的你》劇照，臺灣中南部長年受空污危害（黃淑梅提供）

在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日常車行風景中，在背景中無所不在的廣播聲，一則則播報著地球另一端正發生的災難。「我會根據2016年至2024年間發生的、與氣候變遷相關的國際事件，來撰寫廣播的腳本，並邀請汪中和老師來錄製。」這樣的時間年份跨度，也呼應了《給未來的你》與臺灣能源轉型政策的時間框架：「車行畫面與廣播畫外音的形式，將成為全片的時間軸，作為每個敘事段落之間的橋段出現。」

聽著黃淑梅娓娓道來對長片敘事的構想，我腦海中浮現的，是從初次訪問黃淑梅、跟隨她走入拍攝現場，到二次訪問間的這一年來，那些如影隨形的災難與極端天氣事件：4月3日，臺灣發生震央位於花蓮壽豐、自九二一以來最大規模與震度的強震，並在不到一個月間再次發生逾百起震度超過4的群震；當時節來到夏季，北半球迎來有史以來最炎熱的紀錄，海洋溫度因暖化而不斷攀升，大幅影響了太平洋的颱風季，直至11月中旬仍有強颱生成；而相繼侵臺的凱米、山坨兒、康芮颱風則重創臺灣各地，承受著巨大洪水與土石流災害的，仍是位處地理條件與社會紐帶脆弱的邊陲地區；到了年末，美國共和黨參選人川普於11月6日宣布當選，揭示了全球氣候體制與氣候治理進程的慘澹前景，而緊接著在同月展開的第二十九屆聯合國氣候大會（COP29）上，多國元首紛紛缺席「新氣候金融集體量化目標」（NCQG）的議程，使大會被一片陰霾所籠罩⋯⋯。

不只是在那即將到來的近未來，光是此時此刻，我們就已經生存在恆常的災厄之中。面對這無法迴避的現實，黃淑梅無力地說：「氣候災難早已不是能源轉型的問題，而是更根本的價值體系與心態的問題。」問及對《給未來的你》成片後與社會對話的想像，她也已沒有自身在一年前曾說的、對「檢視2025非核家園願景」的期待：「只要人們還是只把眼光限縮在當前的利益，那能源與產業怎麼轉型、拍多少部紀錄片都沒有用。」

接著，她轉而向我述說起一則拍攝過程中的故事。她說，她曾在七股曾遇到一位漁民，無論光電業者怎麼出價，甚至以黑道威脅，這位漁民都不願意離開。「我問他為什麼？他只回答我一句話，那就是『我喜歡養殖』。」訪談中的黃淑梅反覆引述這句無比單純，卻在當今社會近乎絕跡的話語。「臺灣現在還有多少人會跟你說，我喜歡養殖、我喜歡做農？」她如此向我、也向她自己拋出質問。

在問句留下的一片沈默中，我想起的是她曾對我描述的、那尚未具體成形的《給未來的你》結尾：「我想將這部片結束在許多不同年紀的孩子的臉，他們沈默地凝視著鏡頭，不發一語。」來自孩子們的凝視穿透鏡頭，望向拍攝當下的黃淑梅，也望向那些身處將來世界，凝望著電影銀幕的觀眾——那是每一個第二人稱的「你」，朝向每一個第一人稱的「我」與「我們」，所投注的永恆視線；也是面對恆常的災厄時，永不言敗、卻也不輕言希望的、毫不迴避的注視。

《給未來的你》工作照（黃淑梅提供）
 

（本文完成於2024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