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蕭菊貞導演的第一次正式約訪是在12月2日,那天剛好也是2022年金馬影展的開幕日,這篇文章從這個巧合說起,似乎是個合適的起頭。
如果翻查金馬獎最佳紀錄片的獲獎紀錄,你會發現蕭菊貞這個名字在其中有著特殊的意義,因為她是從早期每年入圍與得獎名單幾乎都是由官營製片廠,如臺灣省製片廠、中國電影製片廠,以及林務局、榮工處等單位包辦的三十幾屆金馬獎以來,第一位以個人名義獲得最佳紀錄片的臺灣導演,而且還連續兩年奪得獎項,分別是1999年的《紅葉傳奇》,以及2000年的《銀簪子》,這個紀錄到目前為止還未有人打破。(註)
原本想說訪談時以這做為暖場話題,應該可以有個輕鬆愉快的開場,但在我們實際碰面的那天,她對於這段得獎經歷的述說與我所預想的不太一樣。那段看來令人稱羨的成績帶給她的困惑,似乎遠多過於榮耀。
當年在蕭菊貞以《紅葉傳奇》獲得金馬獎最佳紀錄片之後,許多人都很關注這位年輕的創作者接下來要拍攝的題材會是什麼?而那些關注自然也為她帶來不少拍片的機會,曾一度有人捧著大把現金來到她的面前,希望請她去拍攝某位知名的黨外運動大老。那時是西元2000年,臺灣才剛經歷第一次的政黨輪替,本土化是最熱門的議題,許多媒體的焦點都集中在這個題目上,然而她卻反其道而行,選擇去紀錄一群沒有人關心的老兵。
「可能我就是反骨,當大家都想要忘記這群人、擺脫掉這一層包袱,我就覺得更應該紀錄。不是因為我是老兵的女兒,而是就近代史來看,這群老兵在臺灣從戰後存在到現在,不管融不融合,他都已經是臺灣史的一部分了。」提到關於《銀簪子》的拍攝動機,蕭菊貞這樣回憶道。
往主流的反方向走
若反骨意味著不隨俗浮沈,那麼她的反骨還不只於此。
《紅葉傳奇》獲獎的那時,也是臺灣電影正處於一片低迷的時刻,因為在各種政經因素的影響之下,臺灣在90年代逐步開放對外國電影的限制,好萊塢商業影片快速風行市場,吸走了大量的觀眾,臺灣電影除了年產量大幅下降,票房也一路萎縮,全年票房的市佔率曾經一度跌到只剩0.2%。就連在金馬獎的舞台,也逐步被中國電影給攻佔。
在當年那樣的景況之中,蕭菊貞與其他幾位朋友,包括魏德聖、鄭文堂、鴻鴻等這些大家所熟知的電影工作者,共同創辦了「純16影展」,選映的全都是本土獨立製作的作品,這個規模極小的影展,卻展現了極大的獨立創作精神;甚至可以說,「純16影展」勇於與主流對抗的姿態,也反映了這幾位共同創辦者的創作性格。
當年蕭菊貞推掉別人送到眼前的資金與拍片機會,身邊的人大多不支持,也都不看好她的選擇,而她只是專注於自己內心的聲音,並以作品回應了那些人的不看好。
在以《銀簪子》拿下第二座金馬獎的時候,那一年她才只有28歲,其他同齡的同學、朋友大都仍在享受青春的燦爛美好時,她卻已經看了太多超出她年紀所該承擔的各種人生谷底,以及大時代底下的生死離別。蕭菊貞因為紀錄下那些故事得來一個獲獎導演的光環,但是那些讚賞反而讓她對這世界的困惑越來越多,也越來越深,她感覺自己很孤單,甚至一度認真考慮不要再碰紀錄片。
至今她仍清晰記得,那時候每次回到榮民之家探訪她的被攝者時的感受,她看著那些長輩們的凋逝,想著自己雖然留下了他們的故事,還因此得到了許多肯定,可是當她面對眼前那種無可回頭的、生命的各種遺憾,她卻感到完全無能為力,甚至不知該如何面對自己的無能為力。
「年輕的我看到太多事,不管是被攝對象的生命經歷,或是臺灣電影那麼低迷,每個人都想儘辦法想要努力往上爬,這些事情都讓我對於人性、生命甚至家國有更多疑問,可是身旁並沒有人可以和我討論這些。」她說。
獎項光芒,照見的卻是罪咎感
優秀的創作者身上似乎都具有某些特質,深刻的反思能力通常是其中的一種。
《紅葉傳奇》與《銀簪子》成就了蕭菊貞,卻也成為她的壓力來源。因為他人的故事換來自身成就的罪咎感,以及覺得創作並無法改變現實情況的無力感與自我懷疑,是許多紀錄片創作者都會經歷的關卡,有些人可能就因此選擇了放棄,或是轉向其他形式的創作,那些能夠跨過這一關的創作者,必然都是找到了屬於自己的答案。
而那個屬於蕭菊貞的答案,是在佛法經典裡頭找到的。
原本幾乎已經決定要告別紀錄片創作的蕭菊貞,在因緣際會之下被邀請去幫剛獲得總統文化獎的證嚴法師拍攝影像紀錄,在拍攝的過程中她聽到證嚴法師講述法華經,透過這部古老經典對於人世的詮釋,讓她有了不同的看待與理解自己心底那些困惑的方式。後來她有好一段時間都以志工的身份跟著慈濟在國內、海外四處去參與賑災工作,當時電影圈的朋友都很好奇她怎麼突然之間彷彿人間蒸發,沒有出現在任何電影相關的場合,也沒有新的作品產出。
那段當志工的經驗對她來說是重要的,但這段經驗似乎較少被一起放進她的電影與創作裡頭來思考。
以志工作為主要身份的那段時間,她在幫忙賑災的同時也反觀著自己,那個身為電影導演的蕭菊貞。她發現、也面對了自己的局限,作為人,我們所能理解的世界其實是很狹隘的。作為一個創作者,時常腦袋裡想著的全都是「我」,「我」怎麼看世界、「我」要怎麼表達、「我」想創造出什麼樣厲害、偉大、可傳世的作品,總是把自己放的太大了。
當眼前所見盡是世間的各種受苦與困境,所有被過度放大的「我」都變得渺小。
在那個當下,她覺得自己沒有想要成為創作者或是藝術家,但是她也不再抗拒成為那個講述故事的人。一切順應因緣。過去那些曾經令她感到不安困惑的,她既是放下,也都能承擔了。
順應因緣,隨心所欲
這些年來她除了持續紀錄片的創作,拍攝了以臺灣新電影發展歷程為題的《白鴿計畫:台灣新電影二十年》回顧、《我們這樣拍電影》等幾部重要作品之外,她也幫大愛電視台製作了一系列的優質戲劇。此外她還在清華大學教授電影相關課程,幾乎將她所有的生命能量全都投入在影像工作上,至今都未間斷。
時間讓她變得更為成熟,但似乎並未消耗她絲毫的創作能量,在2022年,她更是瘋狂的幾乎是在同個時間裡完成了兩部作品,其中一部是獲得國藝會贊助,並且入圍2022年釜山影展的《南方,寂寞鐵道》。
比起重提舊時日的光彩,談論現在的新作品似乎讓她更顯得自在。
南迴鐵路是臺灣最美麗、最危險,也最寂寞的鐵道。(蕭菊貞提供)
問起為什麼會想要拍攝以鐵道為題的《南方,寂寞鐵道》,她一開始的回答很簡單:因為自己是一個非常重度的火車使用者。蕭菊貞出生於高雄,高中畢業後才離家到新竹就讀清華大學,往復家中與學校的長程交通都很依賴火車。而後父母移居到花蓮,火車就更是她返家時重要的交通工具。
對她而言,搭乘火車有一種很特別的空間與時間感,因為身邊圍繞的通常都是陌生人,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你既是獨處的,卻又與鄰座的旅人有著幾乎可算是親密的身體距離,你在那個封閉的車廂裡被迫分享其他乘客的各種情緒以及「小秘密」。有時是鄰座傳來的呢呢喃喃戀人絮語,有時可能是某個乘客開著手機擴音與人激烈爭吵,又或是對著電話的另一端正色地說「這件事我只告訴你,你絕對不能再讓別人知道」,完全無視車廂裡頭滿滿都是不相識的別人。
因為搭乘火車的頻率高,讓她有了更多的時間去觀察在車上以及鐵道周邊發生的事件與變化。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兩次經驗,都與死亡有關。
她說有一回遇到同車廂的乘客突然心肌梗塞,一下子就沒了呼吸心跳,與她同行的友人剛好是醫生,立刻跳出來幫忙施作CPR,而她則在車廂間狂奔尋找列車長,幾個乘客見狀也都趕緊一起起身幫忙,後來列車緊急停在一個小站,讓救護人員上車將昏迷的乘客轉送至醫院急救。而另一回,她記得是在某天深夜從花蓮搭上火車,疲累的她一坐上車就開始休息打盹了,只是才沒過多久列車就突然緊急煞車,物理慣性讓她整個人從座位往前撞上前座的椅背,車廂因為急煞也產生劇烈搖晃,霎時間乘客們的驚呼與尖叫聲四起,她一度以為火車該不會就要翻覆了。所幸後來列車慢慢停穩了下來,才知道原來是前方有人臥軌。列車在原地停留了將近兩個小時,所有乘客也只能待在車上等待狀況排除。後來火車雖然重新開始啟動,但沿途行進得很不平穩,因為司機一直不斷地踩煞車,感覺就像新手駕駛第一次上路,充滿了緊張與不安。那個當下讓她覺得很想衝去駕駛室陪著司機員一起開車,因為她完全可以想像,經過剛剛的臥軌事件,司機員要獨自面對著黑暗之中什麼都看不清楚,視野所及只有那兩條不斷延伸的長長鐵軌,他的心情一定很害怕,也很有壓力。
歷史的軌跡,是她追尋的方向
平常搭乘火車,人們會留意到的大多就是車站建築美不美,或是欣賞沿途車窗外的美景,享受在車廂裡吃著鐵道便當的懷舊情懷,但我們通常不會想到或實際看到是誰在開車、又是誰在維護那環繞著整個島的鐵道?有許多的鐵道員都是在大家看不到的地方,努力地讓大家的旅程與生活秩序能夠順利運行。
臺灣跟鐵道的關係很深刻且緊密,不論是從歷史的角度、聚落的發展,或者庶民的生活文化去看,肯定都可以挖掘出非常精彩的故事。可是如果認真去查閱現有的論文或相關紀錄,火車與鐵道員在許多文本中通常都只被當成背景,包括許多臺灣電影中的鐵道也都是差不多的功能,就是一個在影片裡經常會出現的景象,像《戀戀風塵》、《悲情城市》這些電影裡頭都有著很經典的火車跟鐵道畫面,但是很少看到有哪些作品是特別去紀錄、談論鐵道,與圍繞著火車工作的這一群人。
「可是鐵道其實是一個非常好的切入點,從鐵道文化到從鐵道的發展脈絡,你幾乎可以去拉出另一章臺灣史。」她說。
導演蕭菊貞原是想記錄南迴鐵路的變化,竟走入了前線鐵道員的世界。(蕭菊貞提供)
歷史,是貫穿她多數作品的核心,無論景框內的主角是曾經身為傳奇但成年後生活潦倒的少棒選手,或是因戰亂而與家鄉別離數十載的凋零老兵,她從觀景窗內看見的從不只有人物,更是在人們身後不斷翻騰的歷史長流。即便是以鐵道為題的《南方,寂寞鐵道》,似乎也有著同樣的內核。
問她為什麼會對歷史這個元素這麼感興趣,她說可能是因為自己從小數學就不好,很早就知道沒辦法走理科那條路,也可能是因為遺傳到爸爸喜歡讀書,她童年的閒暇時光都是被閱讀給填滿,家鄉那個小圖書館裡的藏書她全都看過一輪,讀到後來的心得是跟歷史有關的故事最有趣,因為可以看見許多事情一再重複發生,裡頭人物的成敗與流變都有軌跡可循。
大學聯考時她的第一志願是臺大歷史系,但她說因為數學考爛了,加上當年的三民主義還要考申論題,結果害她分數非常低,還被老師臭罵一頓。後來她改填清大經濟系,因為看到系所介紹寫說會有很多的社會分析跟總體經濟研究之類,覺得這樣跟歷史也很接近,結果去了之後才知道還要修會計、微積分跟統計,都是她最不擅長的數學。
「結果就是本科讀得亂七八糟,我在學校都在辦刊物,搞女性運動,一天到晚在跟學校吵架。」她說。
信任,是推動列車的燃料
蕭菊貞說話爽朗直快,沒有太多刻意的修飾,也許就是因為這樣的個性,讓她很容易與人親近、建立信任關係,這樣的特質對於紀錄片工作者來說,可以說是一項先天的優勢。
在拍攝《南方,寂寞鐵道》時,她曾苦於南迴鐵道的影像資料極少非常難尋,後來在一趟拍攝過程中,認識了負責多良路段改線工程的段長廖明誠,一聊之下意外得知廖段長竟然曾經親身參與過南迴鐵道興建工程。這並不是唯一一件令人感到驚喜的機緣,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她遇過好幾回類似的情節,比如有次她發現其中一位被攝者一家三代都是鐵道員,光是他們一家人的故事就已經非常動人。加上期間更有不少被攝者們主動熱心地協助介紹更多與南迴興建有關的人物給她認識,是這些信任與善意,讓她有機會接觸並留下更多不為人知的南迴故事。
蕭菊貞抱著小小的希望詢問廖段長是否還留有當年施工期間的照片,他只是淡淡允諾會試著回去家裡找找。沒想到過了一段時間之後,廖段長親自提了兩大袋的照片來給她,裡頭全都是關於南迴鐵道興建期間的照片。
她小心翼翼地捧著那兩大袋珍貴的資料,第一個反應是估算這得要花上多少時間掃描才行,擔心無法當天立刻歸還,結果當下廖段長對她說了一段話,讓她至今都非常感動。
「這些照片留在我的家裡只是回憶,但是交給妳可以變成歷史。」
對她來說廖段長所交付的並不只是照片,那是一大群人的人生片段,更是屬於這塊土地集體記憶的一塊重要拼圖。
退休鐵道員的收藏,那些廢棄的火車零件都是時代的見證。(蕭菊貞提供)
臺灣島上曾經有過一段時期有著非常綿密的鐵路網,除了運載人們的火車,還有林道鐵路、礦業鐵路,鐵道以細緻綿密地姿態交織在臺灣的土地上,幾乎可以稱得上是鐵道王國。後來因為這些工業用鐵道以及許多支線的沒落荒廢,加上臺灣從90年代後的交通政策主要是以公路取代鐵道,年輕一代可能很難想像鐵道之於臺灣曾有過那樣重要的地位,而且對庶民生活也具有非常深遠的意義,從車站、月台到車廂,全都滿載著人們的各種記憶,有時是歡樂的,有時是傷感的,不管是哪一種心情,都是人們心中難忘的回憶。
關於這點,從她片中那些搶搭最後一班藍皮普快車的人們身上可以得到印證。儘管那些乘客們大都有了歲數,但他們的神情卻都洋溢著光華,神采飛揚地向身邊同行的晚輩們述說著自己與這列車所共享的年輕歲月。乘客們依傍著列車車窗,窗外那一幕一幕閃過的已不只是風景,是他們復刻的青春時光。
鐵道環島皆是,為什麼是南迴?
既然鐵道環繞全臺,不免好奇又是什麼原因讓她決定以拍攝南迴段為主?
回想當初,她說連臺鐵都問過她一樣的問題,為什麼不去拍設施相對進步完善的北部,而是沒有人關注的南迴鐵道?這樣的反應,讓她覺得連臺鐵自身都不夠珍視南迴,也看輕了這段鐵道的重要性。
南迴是臺灣所有鐵道中最後才完工的一段,不像其他路段多是在日治時期就開始規劃與建造,有日方工程技術的參與。南迴段從地質勘查、路線測量到施工興建全部都由臺灣團隊自己完成,自1980年開始動工,直到1991年才竣工通車,因為它的施工難度是所有路段中最高的,途經之道多位於深山且地勢險峻,沿路又少有人居住的聚落,在那麼長的工程期間要補給物資非常不易。
南迴同時也是臺灣體鐵道最遲才進行電氣化的一段,所以仍然保有了極為原始開闊的鐵道景象,不像其他早已電氣化的路段,佈滿了密密麻麻的電桿電線,將風景切割的雜亂破碎。
不管當時蕭菊貞選擇紀錄南迴段的原因為何,我們都應該為此感到慶幸,因為南迴鐵道沿線的許多美麗景緻,現大多已經因為電氣化而不復存在,但在《南方,寂寞鐵道》裡頭,那些美將被留存,永遠不會消逝。
紀錄片中的鐵道地景都已成回憶。(蕭菊貞提供)
她感嘆也許是因為年紀大了,現在拍片時想的不再只是創作,而是自己能不能幫這塊土地留下一些重要的紀錄,並且因為這些紀錄,讓人們與這塊土地產生更多的連結。這也是她拍攝鐵道故事的初衷,可是這樣的初衷在她早期為影片尋找製作資金的時候卻受到質疑。曾經在某個紀錄片補助審查會議中,有評審委員認為這幾年臺鐵的公安問題層出不窮,影片若是不提及這個面向,擔心會淪為臺鐵的宣傳影片。
這似乎是紀錄片的某種宿命,總是被期待必須帶有批判的觀點,而那樣的期待很可能與紀錄片在臺灣的發展有著極大的關聯。紀錄片從最初由國家機器所掌控,用來作為意識形態教育宣傳的工具,到了80年代黨外運動時期成為民間對抗政權的影像武器,以及更後來出現的大量關注社會底層與弱勢的作品,這樣的發展歷程讓紀錄片這三個字與政治及社會議題幾乎劃上等號,即便到了今日,還是有不少觀眾對於紀錄片帶有類近的刻板印象。
評審的擔心讓蕭菊貞感到無奈,因為紀錄片並非只能是批判的,作為電影藝術的一部分,紀錄片應該要有很多種可能性,這也是她自己每次擔任各種補助案與影展評審時總會提醒自己的原則。她認為今天若有紀錄片願意徹底針對臺鐵近年來的公安事故進行檢視與批判,當然會是相當重要且值得期待的,只是那並非是她所要敘說的鐵道故事。她所在意與珍視的,是鐵道文化的轉變與消逝,是臺灣島上的時代軌跡與集體記憶,這些都是珍貴的文化資產,並非沒有價值,能夠撼動觀眾的力道也不會小於批判式的作品。
文化認同是臺灣這幾年來時常能聽到的熱門關鍵字,她認為如果要談文化認同,我們就必須知道自己生活的這塊土地曾經的樣貌,知道她所留下來的歷史軌跡,當人們沒有這些認識,文化認同不可能憑空而生。這樣的信念她並不只是嘴上説說,從她的作品就能感受得出來,從《我們這樣拍電影》到《南方,寂寞鐵道》,她都試圖以影像反映出臺灣的樣貌,以及她對這片土地的關注與認同。
一個人的孤單,換來一群人的不寂寞
《南方,寂寞鐵道》並未以單一主要人物來推動故事,全片拍攝的對象眾多,除了鐵道員,搭火車的人跟追火車的鐵道迷全都是片中的主角,甚至連火車本身也是重要的角色之一。為了紀錄這個體積龐大,行進速度飛快的主角,讓整部片的拍攝難度也增加了不少。
蕭菊貞自認火車是她到目前為止遇到最難的題材,尤其是在體力上的挑戰,她笑說還好自己是在五年前就已經開始拍攝,如果換成是現在,就算她有心都不一定有體力能夠拍的成。為了拍攝司機員,她必須擠進空間原本就已窄隘的駕駛室,唯一能讓她容身之處,就是司機員座位後方那50公分左右的縫隙,因此她也必須捨棄體積較大的器材,僅能以相機與手機來進行拍攝,近三個小時的行駛時間她全程就只能站在司機員背後,連要活動雙腿都很勉強。
而要拍攝鐵道維護人員就又是另一番景況,她必須是在末班車通過後、首班車行駛前的時段去拍攝,因為每日從深夜到天將亮之間的那五、六個小時,是鐵道員能進行搶修與維護鐵路的工作時間,他們除了熬夜,還要承擔跟時間賽跑的壓力,以確保列車能夠安全且準時地上路,生理與心理上的勞動強度都非常的大。
至於那些列車行駛在壯麗山海之間的美景,則是她跟著鐵道迷的指引,大老遠地跑到連手機訊號都沒有的地方才得以拍攝到的畫面。有些時候,她還必須分派好幾個攝影師分段守在根本沒有旅客會上下車的小站,耗費半天的時間等待,只為捕捉那一瞬即逝,短短幾秒鐘火車經過的畫面,如果拍攝的結果不滿意,攝影師就只能再等上半天,甚或必須改日再來一次。即便有時找來高規格的空拍機,但因為火車行駛速度太快,連空拍機都來不及找到目標而錯失捕捉最佳畫面的機會。種種這些狀況不僅非常考驗拍攝的調度,也讓製作的成本隨著增加。
看到從報廢火車頭零件創作出來的「一路平安」,讓拍攝團隊非常感動。(蕭菊貞提供)
雖然有國藝會的贊助,但是影片仍有一百多萬製作費的缺口,目前全都由她自己暫先吸收下來,為了能順利完成影片後期工作以及在2023年的上映計畫,《南方,寂寞鐵道》已經開始進行網路群募,希望透過眾人的力量,將這個屬於臺灣的鐵道故事帶到更多人的面前。
記得那日訪談到最後,她提到自己正為了募資的計畫在書寫,其中她特別想要放在海報上的一句話是這樣寫的:「一個人的孤單,一群人的不寂寞。」這句話是這些年來看著許許多多鐵道員辛苦工作的身影帶給她的感受,當機車長獨自守在窄小的駕駛室內,運載著出遊的旅人或返鄉的遊子們在綿長的鐵道上來回往復,實現了人們流動與相聚的想望,是鐵道員的孤單,成全了旅人們的不寂寞。
若是借用這句話來形容蕭菊貞自己,我想同樣也是成立的。
那個持著攝影機日夜追著臺灣鐵道故事跑的她,同樣也是以創作者的孤單,成全了電影觀眾們的不寂寞。
導演蕭菊貞不只在火車上紀錄司機員的故事,也在尋找自己的生命答案。(蕭菊貞提供)
註:周浩導演在2014年與2015年也創下連續兩年獲得最佳紀錄片的紀錄,但當年都是以公司的名義獲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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