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職的挫折與重生——陳婉真《女子女馬》採集紀錄

「我的女兒剛出生的時候，他哭得好大好大聲哦。」偌大的舞臺上，女人將一捆毛巾擁入懷裡，深情的說道，「但是當我一抱他，他就不哭了。」

這捆柔軟的毛巾，代表著女人剛出生的女兒。他餵奶、拍嗝、唱歌哄睡，女人下定決心：「我要當個好媽媽，陪你一起長大。」

女人將毛巾背上肩，帶著他認識這個世界的一景一物，用大風吹的遊戲逗女兒笑⋯⋯然而，他逐漸發現，自己從沒有想過，專心當一個媽媽，是這樣的：

「寶貝，你怎麼一直醒來，你睡久一點，讓媽媽也睡久一點好不好？」背著孩子的女人，脊椎開始對折，腿越發不穩。

「你已經長大，很多事情都會自己做，不要什麼事情都叫我幫忙啦！」女人的背後開始長出黑影，越來越大，越來越大。

「你去找爸爸啦，不要一直黏著我，我也想做一點我自己的事情啊。」女人倒地，他努力的抬起頭，貼伏著地面勉強前進，而黑影已全然壟罩住他和孩子。

「你到底想怎樣？哭什麼哭啊，到底有什麼好哭的！」女人突然一把站起，將肩上的毛巾重摔在地。舞臺上，迴盪著他的吶喊聲：「我不只是媽媽，我也想當陳婉真啊！」

才一說完，女人又忍不住彎腰跪地，一邊捂著臉低語：「我這麼兇，這麼沒耐心，我憑什麼當媽媽？我好爛喔！我根本就不該生小孩，我是個好爛的媽媽。」

這是婉真在2021年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中，紀錄劇場《實驗067》的演出。

我和婉真相識於2016年由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TIDF）舉辦的DOC DOC紀錄片工作坊。那年的導師是來自中國草場地工作站的吳文光和章夢奇導演，他們帶領紀錄片工作者們用劇場的方式，挖掘與提煉各自的創作核心。而在2019年，影展再次邀請曾經的學員聚首，希望能發展並整合彼此的題目，共同創作一齣紀錄劇場。

第一次參加DOC DOC紀錄片工作坊（陳婉真提供）

17位紀錄片創作者平均兩個禮拜就會相聚在排練場。那時，婉真常常帶著四歲的女兒阿包赴約。排練場上，我們低頭拆解各自的結，陪伴彼此慢慢地將線頭拉出，串接起來，共同編織一張彩色的網。而不知道從哪一次開始，原本是以逝去父親為創作主題的婉真，開始在每一次的即興練習中，拋出他與「媽媽」這個身分共處的種種複雜、疑惑、糾結、疼痛。

因為軟弱，我在中途就退出了排練和演出，但婉真和大家則在最後做出了完成度很高的表演《實驗067》。後來，在幾次聚會中，聽到婉真持續推進「歐巴桑聯盟」媽媽參選人的紀錄長片；去年（2023），婉真告訴我影片已進入到後製階段，邀請我擔任觀察員，整理、也記錄影片一路走來的變化。

一晃眼五年過去了，比起那個在排練場中面對母職挫敗的2019年，婉真帶著媽媽這個身分又多走了五年。我好奇，目前他跟這個身分共處的感覺有什麼變化？這個身分是否影響了他在製作這部片的思考或選擇？同時，製作這部「媽媽」為主角的紀錄片，這個歷程對他又帶來什麼樣的影響？

關於婉真

陳婉真，除了是女兒、妻子、媽媽、四姊妹中的老三；他的「個人職涯實踐」，主要圍繞在「紀錄片」這個領域。

婉真和紀錄片的緣分，起於就讀國立政治大學民族系大四的「影視人類學」課程作業，他拍攝一位在公館賣沙威瑪的埃及人，但他並沒有因此就將自己限縮在紀錄片「創作」；後來就讀國立臺南藝術大學音像管理研究所的他，參與執行了兩屆民族誌影展、圖博影展和《石頭夢》的上映，同時也做學術研究、撰寫影評。

當時適逢臺灣「第一人稱自傳式紀錄片」的興盛時期，婉真的許多學長姐都將攝影機對準自己或家人，探討自己的生命課題。雖然這類型的紀錄片在學界引來許多批評，認為形式太隨意，缺乏田野調查與公共性，但婉真卻深受吸引，「我覺得個人情感與經歷的表達也很重要，甚至是創作者面對和解決自己生命難題的方式。」

他也因此拿起了攝影機，對準自己彼時最在意的議題，一個人陸續獨立完成了兩部紀錄片《是我嗎/媽？》和《是你嗎？》；前者試圖釐清自己長久以來對媽媽的憤怒，後者則試著描繪自己跟身體的關係，在在顯示了婉真將紀錄片視為一種探索與表達的工具，而非僅是記錄、公共傳播的媒介。

婉真後來去到法國留學，同樣是製作和研究並行，且都聚焦在以私領域為議題的第一人稱電影、家庭電影、傳記電影、日記電影。可以說，創作、研究，以及策劃節目、舉辦活動與觀眾分享，都是婉真參與紀錄片的方式；並且，他從不將自己侷限在某個身分裡。從在南藝就相識至今的剪接師陳惠萍就透露：「那時候的婉真表達犀利、充滿自信，總是可以完成所有他想做的事情。」

意想不到的母職挫折

2012年婉真從法國回到臺灣，開始以接案的方式參與不同的紀錄片製作，片子一部接著一部，日子忙碌且充實。然而，這個「想做什麼就能做到，並且做得很好」的婉真，在2015年迎來了一個全新的挑戰——成為一位媽媽。

雖然並非意外，甚至婉真也都覺得自己早已做好準備，但是現實仍讓他感到巨大的壓力與無助，「我發現當媽媽這個事，其實沒有人可以準備好。母職是完完全全超乎我想像的。」他說。

因為想好好陪伴孩子三年，而沒有送保母或托兒所，加上一路以來親餵母乳、親密育兒的選擇，徹底翻覆婉真原本的生活。「孩子每兩小時就需要餵奶，睡眠也極其短暫，經常只睡四十分鐘就醒來。」高頻次的育兒工作，讓婉真的日常被割裂成一塊塊破碎片段，幾乎無法離開家，無法有任何真正屬於自己的時間，「在那個狀況下，我就覺得我根本不可能再接案拍片。」

婉真認為，其實自己需要的是「喘息」。「比如一週有兩天讓我可以做自己的事就好。可是臨託在臺灣非常非常難找。」因為目前臺灣保姆有限制兩歲以上的孩子只能帶兩個，兩歲以下的也只能帶兩個，當保姆希望接好接滿，就很難找到願意臨時托育的保姆。

此外，母職這條路並非只有生理上的考驗，更多的是巨大的心理和情緒挑戰。「包括你的童年、你的原生家庭、你的伴侶關係，還有你的自我認同與自我價值感，全部都會在媽媽這個角色裡炸裂，逼你去面對。」

而即便伴侶在育兒上已盡力分擔，但大多數的育兒和家務責任，似乎總理所當然地會落在女性身上。孩子的發展、健康、日常飲食的安排，都無法輕易轉移給他人，在沒有太多支援系統的情況下，「媽媽」逐漸排擠掉婉真的其他身分，成為生活的唯一主題，這也讓婉真產生巨大的挫折，甚至讓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弱勢。

「在我身邊的朋友們，都開始在做自己的片子，不論是個人創作，還是有趣的跨領域合作。看到大家以突飛猛進的方式在累積自己的作品集和經歷，這一切對我來說都是蠻刺痛的。在那兩年內，我真的有一種『被落下了』的感覺，甚至有種歸零的恐慌，覺得自己跟不上了。」

參與親子共學團的帶來的轉折

所幸，婉真在女兒阿包一歲時，加入了親子共學團，這個經驗也成為他母職困境的轉捩點。他笑稱共學團像是一個「邪教」，一旦進入就再也無法離開。

婉真曾在同志遊行中，看到共學團的媽媽與孩子們，一同走上街頭的畫面。婉真那時就想，如果自己有孩子，必定也要帶著他參與。在共學團，婉真找到了志同道合的育兒夥伴——這是一群和他同樣面對親職難題、選擇將孩子帶在身邊的「非典型媽媽」。他們強調「不打、不罵、不威脅、不利誘」的育兒價值觀，充分尊重「兒童人權」，不做出「違背孩子意願的選擇」，並透過一起和孩子參與在社會、政治、生活、遊戲的現場，互相支持、成長，也從中培養親職路上所需的能力。

在共學團體被承接、被啟發的經驗，加上阿包逐漸長大，可以和共學團的小朋友玩在一起，使得婉真終於有了那麼一點重拾攝影機的動力和餘裕。他開始拍攝共學團的日常，記錄這群「不一樣」的媽媽們與孩子的互動。「那時候我們會一起去參加遊行，甚至帶著孩子開記者會爭取親子車廂，就覺得這群媽媽真的好強大。」他說，「但其實也純粹是被這群人、這個題材吸引，還沒有認真想我究竟要拍什麼、我要怎麼拍。」

這些素材最初只是隨手的積累，直到2018年「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的成立，讓他的拍攝有了更具體的方向。

「小民參政歐巴桑聯盟」（小歐盟）的成員主要來自全臺灣各地的親子共學團，而聯盟的發起人張淑惠，恰好就是婉真和阿包的共學團領隊，等於他在一開始就處在「海景第一排」，看著全臺灣 21 位媽媽準備投入縣市議員的選舉。

「我第一時間聽到是覺得『瘋了嗎？』我想任何拍紀錄片的人，都一定會覺得這個題材很難得吧！」婉真說，「而且能不能長期拍、能不能拍到很多東西，這都需要長時間的田野，而我等於從2016年開始就在田野了，所以我就問他們能不能讓我拍？」這也成為影片《女子女馬》的發展契機。

兩位被攝者的確立——劉欣宜、陳宛毓

《女子女馬》記錄兩位女性劉欣宜、陳宛毓，在有了媽媽這個身分之後，自我成長、覺醒、長出力量，甚至成為政治參選人。影片跨幅了兩屆縣市議員選舉、將近五年的時間。但其實一開始，婉真只鎖定劉欣宜一位主要被攝者。

1987年出生的劉欣宜，幼教系畢業後沒多久就奉子成婚，成為了不諳世事的年輕媽媽。他表示自己當時非常孤單，因為從事房仲業的先生總是超時工作、早出晚歸，他只得一人在小公寓裡，靠著Google解決育兒中的各種疑惑和難題。

後來欣宜帶著兒子加入共學團，過去對政治冷感、甚至沒有參加過社會運動的他，開始關心托育制度環境和幼教現狀，經常參與倡議活動。在2018年受到小歐盟的號召，投入選戰，成為新北市第二選區（新莊、泰山、五股、林口）的市議員候選人。

早在參選之前，欣宜就針對媽媽們應該要有喘息的機會，但又受困於難以找到能夠信任並接受臨托的保母，因而在團內發起了互助托育系統——讓團內熟識的媽媽們彼此分擔育兒工作，輪流照顧孩子，讓其他媽媽能有時間處理自己的事。欣宜甚至借用了他先生的一間空房子，來提供這些托育活動的空間。

那時，婉真對欣宜的號召十分認同，並加入這個托育系統，與欣宜的關係也變得更加緊密。因此，當欣宜決定參選市議員時，婉真自然而然地就向他提出了拍攝的請求，也獲得同意，遂開始隻身投入欣宜2018年的選戰拍攝。

但其實2018年的拍攝，對肩負母職婉真來說是很大的考驗。他只能趁著伴侶和三歲女兒阿包還在睡覺時，起床去跟拍欣宜的競選活動，像是跑菜市場、發傳單、舉立牌、街頭短講等等。這些活動通常早上七點開始，他九點多趕回來剛好可以跟要出門上班的伴侶換手。

2018年欣宜公園短講宣傳（陳婉真提供）

「那時候我只要能單身出去做任何事我都很開心，多早爬起來都沒關係。」婉真說。只是他能拍攝的時間實在太零碎且有限，加上晚上阿包需要他陪睡，所以2018年的拍攝，多半集中在跟競選活動相關的現場和事件，無法跟拍到那些欣宜結束一天行程後，深夜回到家的生活時刻。

正當婉真覺得拍攝的素材量不足，難以將其發展成一部完整的紀錄片時，沒想到默默無名，且僅在選區傳統市場租一個小攤位，販賣二手物賺取經費、兼市場宣講的欣宜，竟創下了該區候補第二名的成績（候補第一名是時代力量的候選人，當選人則全來自兩大黨）。雖然未能當選，但這個讓許多人跌破眼鏡的結果，不僅給了欣宜下一屆（2022年）再戰一次的企圖心，也讓婉真覺得可以不急著完成影片，繼續拍攝，等候更完整的故事線發展。

四年的間隔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卻足以產生許多關鍵的變化。欣宜在選後投入了小歐盟的黨務工作，並在2020年生下了第二個孩子，成為雙寶媽。只是沒想到2022年選舉前，欣宜懷了第三胎，並決定放棄參選——這讓婉真非常衝擊，擔心在欣宜缺席的情況下，該如何讓這部片繼續發展？因為他判斷僅憑2018至2021年的素材，是絕對無法充分呈現故事全貌的。經過幾番思量後，他決定引入另一位同樣帶著孩子參選的拍攝對象——陳宛毓。

1988年出生的陳宛毓，是一位育有11歲、9歲、5歲孩子的三寶媽媽（2022年時）。22歲結婚生子後，他就一邊帶著孩子，一邊做兼職工作的生活。直到在老大三歲時，因為面臨到兩個孩子之間的教養失衡，而加入親子共學團，並逐步發展出對人權、對社會的關心與看法。

宛毓在2018年也曾帶著孩子，陪同欣宜在新莊市場擺攤掃街，深受欣宜的鼓舞，因此在2022年，他決定代表小歐盟參選新北市第四選區（三重區、蘆洲區）的市議員選舉。

2022年宛毓帶孩子街宣（陳婉真提供）

婉真回憶自己對宛毓最早的印象，是曾經聽過他在濟南教會以「家內民主」為主題的演講，「因為他家裡有三個小孩，每天都在喬吃什麼，還要喬誰睡媽媽旁邊。他說這就是家內民主的練習，我們要用投票來決定嗎？這樣公平嗎？大的要讓小的嗎？這樣公平嗎？小的要讓大的嗎？雖然我只有一個孩子，但這些思考讓我覺得很有意思。」

而現實的考量也很重要，宛毓的選區對婉真來說，相較其他候選人也有拍攝的便利性。隨著參選登記、選舉活動的即將到來，「是什麼讓他決定站上第一線、投身政治參選？」「他想要透過參選，實踐什麼樣的自我和價值？」「他的三寶甚至比阿包年紀還小，他會怎麼平衡選務和育兒？」抱著這樣的好奇，婉真開始將紀錄片的部分重心，轉向宛毓的故事。

有了上次的經驗，加上阿包又長大了四歲，跟在一旁拍片可以自主活動和溝通，甚至因為國藝會的經費補助，而多了製片、攝影的參與和分工。這回婉真更有意識地拍攝和記錄，宛毓是如何帶著孩子一起參選、一邊打工，他如何和孩子互動和溝通，以及過程中的挫折、疲累、不捨。

街頭助選路上拍攝（陳婉真提供）

後製期遭遇的困難

在拍攝告一段落之後，接著就是龐大的素材整理和剪輯了。婉真找來同為南藝畢業、也是紀錄劇場的夥伴陳惠萍擔任剪接師，一起為即將到來的國藝會「紀錄片陪伴計畫」剪輯工作坊（2023年7月）做準備。

然而婉真坦言，在這個階段對於怎麼結構影片，其實尚未有清晰的想法，甚至一直被卡住。像是兩位被攝者的故事時間差這麼大，個性、狀況也全然不同，究竟該怎麼適切地將它們組織成兩條不打架、但也不完全平行、時間序亦不會讓觀眾困惑的故事線，並收攏進同一部影片之中，是當時最苦惱的事情。

此外，原始素材中選舉活動就佔了七八成。選舉畫面具強大視覺衝擊力、容易吸引觀眾注意，但很容易讓本就不多的生活場景被弱化；同時，如果還希望將小歐盟和共學團的價值觀傳遞給觀眾，那麼個人與政治的比重該如何拿捏？也著實令他們備感艱難。

後來惠萍試著先擱置上述的問題，僅按照時間順序排列，將欣宜和宛毓的故事直接分成獨立的兩段，並盡可能將所有他認為有趣、有感覺、有意義的素材片段都放進去，剪出了一個長達五小時的版本；之後，和婉真兩人再一起調整成兩小時的版本，交至剪輯工作坊作為與導師們討論的基礎。

果不其然，當初的那些糾結，很誠實地反映在收到的回饋裡。幾位導師都不約而同給出像是「期望這部影片，可以更深入探討這個媽媽為主體的政黨究竟在倡議什麼。」「他們參選的動機、甚至政治主張可能需要更清楚。」「想要知道媽媽去參選會遇到什麼困難？對我們社會有什麼啟發？」——但，這些建議恰恰都與婉真的初衷是完全相反的方向。

「我覺得剪輯工作坊讓我看到，我們確實被『選舉』綁架了。」惠萍說，「在粗剪的版本大家看到的是媽媽候選人，重點是放在『候選人』上，但其實我們的重點是要劃在『媽媽』。」

剪輯工作坊之後，婉真和惠萍決定不讓選舉成為影片的重心（當時片名仍叫做《媽媽參選記》）。畢竟參選，其實只是欣宜和宛毓這兩位女性，在母職這條路上的一個選擇、一道練習題、一場經歷；婉真更想提煉的，是他們與母職共處在無論是公共領域、政治場域，又或是生活場景裡的狀態和細節。

婉真希望透過兩位主角，向觀眾展現母職帶給女性的複雜和多樣，而不是被簡單貼上「為母則強」的標籤，認為「這群媽媽是為了孩子而走上街頭」，卻忽略了媽媽自身的主體性。

重新釐清影片核心

於是，婉真開始補拍兩位主角的生活場景，也分別進行了深度訪談——在這之前，每每因為拍攝現場的侷促匆忙，同時又得照顧各自的孩子，而從沒有機會好好坐下來訪談。

在聆聽兩人成為媽媽之前的原生家庭與生命經驗之後，婉真和惠萍對於兩位主角有了嶄新的理解。惠萍表示，「我們原先只看見抽象又美好的理念，訪談之後，才知道那都是他們一路走來反思的結果。訪談讓我們可以回到『過程』，了解他們親身經歷過的生活、選擇跟感覺。」

而婉真也因此找到了更為清晰、自己也更加篤定的影片核心，那就是——「兩位女性，如何遭遇母職帶來的挫折，又如何一步步成長、突破與重生。」

當媽媽這件事對宛毓來說，似乎是很理所當然、沒有懸念的選擇。來自弱勢環境的他，一直都希望建立自己的家庭，並將兒時受到幫助的經驗，化為參選和參與社會運動的動能。「宛毓把當媽媽這件事情從家庭擴大、延伸到社會的層面。」婉真這樣詮釋宛毓的母職軌跡，「他帶著孩子一起去參與政治的行動，修復自己童年的受傷，也像是和孩子一起重新長大了。」

而欣宜的母職歷程則和婉真一樣充滿掙扎。起初，他一心想要脫離媽媽的身分，找回屬於自己的時間空間，這種心情驅使他投入托育系統改革的倡議；而透過參選，更像是他為了突破母親這個角色，尋找個人價值的方式。「因為我在參選時好好地做了一回『劉欣宜』，深刻感受到自己的力量，所以現在我可以回頭好好地當個媽媽，好好地去經驗媽媽這個身分的酸甜苦辣。」婉真這樣理解欣宜在選後，陸續有了二寶、三寶的選擇。

這兩位女性的母職實踐有著顯著的差異，甚至是相反的路徑。於是，我們在片中可以看到欣宜獨自以堅定的態度和一旁質疑的路人溝通，也可以看到宛毓帶著孩子做道具、沿路發傳單；可以看到欣宜溫柔地哄著二寶、三寶，也可以看到宛毓因為不希望選務影響到孩子的生活，而和先生生氣吵架。

母職這條路的挫折、掙扎、困頓，在社會中很容易直接用「媽媽辛苦了」、「媽媽很偉大」帶過，但婉真希望能把細節展現出來。「我不希望用一個『媽媽』的標籤，就把所有女性都統一化了。因為無論是在家內伴侶的樣子，在孩子面前的樣子，有社會角色的樣子⋯⋯媽媽是有很多樣子的，而且每一個媽媽都不一樣。」

此外，我們常在新聞報導裡，看見那些「等到孩子長大，終於勇敢追夢」的媽媽故事，很動人，但媽媽的「重生」非得要等到孩子長大嗎？所謂的「重生」就是放下媽媽角色嗎？在當媽媽的時候，就不可能好好做自己、甚至長出新的自己嗎？

「我覺得之前我自己的挫折常常來自於『我的社會角色被母職排擠了』。好像女性在這件事情上常常得二選一——你想要專業，就要把母職的樣子放得低一點；你想要當個好媽媽，似乎就得放棄社會角色；但我不希望只有這樣的可能性。」婉真說，「這兩位被攝者從媽媽角色走到社會參與，這兩個角色始終是互相交錯、互相交纏的，他們並沒有拋棄任何一個角色，或是有意識的要去取捨、分割它。」

婉真期待藉由片中這兩位不同的女性，能對「母職的挫折與重生」帶來更多元的樣貌和思辨。也因此，他將片名《媽媽參選記》改為《女子女馬》。

《女子女馬》靈感來自朋友何景窗的散文《女馬》，該文探討青春期女性的性衝動。儘管片名與這個意象無直接關聯，但讓婉真思考「女」與「子」構成「媽」的概念。畢竟成為母親並非單一的身分，必須是女性與孩子共同成就的，而「好媽媽」這個概念經常讓女性感到迷惘，困於社會期待與自我要求的壓力之中，使得母職也因此成為一個不斷自我犧牲與摸索的歷程，這之中的複雜與流動，需要持續的提問和辯證。

團隊與收穫

經過2018年的拍攝，婉真擔心自己因為太熟悉被攝對象，會無法拉開適當的距離，缺少外界的客觀視角。於是，不同於以往的單打獨鬥，他決定用《女子女馬》嘗試一次團隊創作。

他首先找到製片林冠婷。冠婷之前曾撰寫《歐巴桑之歌》，對小歐盟議題熟悉，雖然是第一次當紀錄片製片，但能以陪伴式的討論幫助婉真梳理混亂的思緒，提出關鍵問題。此外，冠婷也減輕了婉真在拍攝時的工作壓力——過往他自己一人需要負責開車、拍攝、訪問、溝通，但這次有冠婷協助處理後勤、安排拍攝日程和發班，讓他可以更專注於拍攝本身。這不僅讓他感受到更多的支持、照顧，也提高了工作的流暢度。

攝影師的加入也為婉真增添了不同的視角。雖然因為競選時，很多拍攝場次都很臨時，所以並不是每一場都來得及發到攝影師，但幾次合作仍讓婉真體驗到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可能我作為一個導演，在影像上沒有那麼厲害，但是當攝影師懂我想要說的，他就能用他的專業，為我捕捉到形式和內容疊在一起的片刻。」

而選擇與剪接師惠萍合作，對婉真來說更是一個關鍵的決定。「其實最初我並不特別想找剪接師，一方面是經費考量，另一方面是我覺得要向別人解釋我內心的創作想法太累，還不如自己動手來剪。」婉真說，「但惠萍作為一個沒有當媽媽、也沒有小孩的outsider，幫助我避免影片過度內化，確保不只是當過媽媽的人才能看懂。我也很仰賴他對角色的解讀，平衡了我對這個故事的過於熟悉，讓角色更具說服力。」

婉真幾乎沒有提供大綱給惠萍，更多是透過聊天討論來碰撞靈感。惠萍認為素材是他理解角色的起點和建構故事的基礎。因此，一開始婉真找他合作時，他也選擇先不聽太多說明解釋，而是直接從素材開始探索，去認識這兩位主角，並且手寫下自己的筆記。

惠萍強調，這些筆記不僅僅是對素材的可運用性評估，比方說「太晃了」、「可以用臉的部分，不考慮聲音」、「這段對話很棒」，也包含他對角色行為的觀察。例如，他會在某些片段旁寫上「真的嗎？是不是太天真了？」、「我不相信他的眼淚」這樣的話，來記錄他作為outsider（同時可能也是觀眾）會有的感受，幫助他更理解素材的內涵，評斷日後這些素材應該要如何使用，才能建構出足夠有說服力的觀點。

惠萍的素材筆記（陳婉真提供）

在婉真決定核心是「母職的挫折與重生」之後，惠萍開始用素材去分析兩位被攝者在原生家庭、與孩子相處、共學、選舉、自我實現的同與異，最後終於打破原先困擾的時間序問題，將兩條主角的敘事線交叉、融合。於本文截稿之際，已將大致的結構與敘事底定，預計會再進行一輪小型試映，收集意見後修改完成定版。

而惠萍和婉真也不約而同提到「陪伴計畫」剪輯工作坊的導師廖慶松（廖桑），對他們剪接工作的幫助和啟發。那時，廖桑特別跟他們要了五小時的粗剪版本先看，再利用兩天的時間到婉真家，直接打開剪接專案檔和惠萍、婉真討論，甚至當場示範。

與廖桑工作（陳婉真提供）

「鬆鬆地剪，不要剪得太準。」這是廖桑在看了粗剪後，給惠萍的第一個建議，「廖桑說，如果我這個素材出去，要達到的目的性很強，或是當我的素材都在堆疊一件事情、灌輸一個資訊，這反而會讓觀眾產生抵抗。」

這讓惠萍開始反思，是不是多年接商業案的經驗，讓自己養成了某種公式化的剪接習慣。但「鬆鬆地剪」又是什麼？是讓畫面稍微長一些？多放一點素材？或許是留一些空景？「在第二天廖桑實際操作給我們看的時候，我才發現也許那是一種餘裕、是一種呼吸，是一個讓觀眾可以參與的空間，而不是一直講話，把我想表達的東西塞滿。」惠萍說。

惠萍提到，廖桑一直提醒他「不用急著一步到位」，因為「片子就跟人一樣，很需要相處；你跟它處久了，你就會對它很瞭解」。所以剪輯過程應該要把所有的可能性放在裡面，有任何覺得不錯的素材就貼進專案裡。「放進去看！就到處貼！去感受放在這個位置上的感覺。你要用眼睛思考，用你全身的細胞思考，而不是用腦袋。」

惠萍笑說，剪輯工作坊後有一段時間，他覺得自己好像不會剪接了，但也感激有這樣一個重新檢視自己剪接心態、習慣的機會。「雖然我還是不太確定什麼是『鬆鬆地剪』，但我在剪接時，會把這樣的提醒放在心上。有時候，我會先空一段時間不要去看、不要去想，然後過陣子回過頭來，就會突然發現自己剪接的盲點或問題，進而可以去修改和調整。」

此外，「剪情境，不要剪過程」也是惠萍和婉真從廖桑身上習得的重要觀念。長期做紀錄片的他們，往往被真實素材所束縛，覺得就要如實呈現，因而陷入時間順序的陷阱，也讓剪輯的節奏有些流水帳；然而有大量劇情片經驗的廖桑指出，「建立人物」比傳遞資訊更重要。

例如，原先宛毓在片中的第一個場景即是宣布參選議員的記者會，但廖桑建議可以改為他跑完行程回到家很累的樣子。「先看到他是人的樣子，不必完全依賴現實的時間序列。」而最初他們為了呈現欣宜總是為孩子打理一切的習慣，而將他出門前做的五件事全剪進去，但在廖桑的調整下，竟然只用了三顆鏡頭，就建立起一個清晰有力的人物形象和情境。

婉真和惠萍也利用這個概念，重新去思考影片中處理政治場景的比重，可以怎麼調整才不會讓大家只看見政治？於是，他們不再花大篇幅講述小歐盟的理念及兩位候選人的政見，並捨棄掉同質性高、過於重複的宣傳活動。此外，像是宛毓跟選舉有關的畫面，就更加聚焦在他既要參選，又希望維持育兒品質的拉扯上；而欣宜的部分，則用片段集錦的方式，呈現他以非常草根、非常「劉欣宜」的方式，去為自己相信的理念發聲、去爭取陌生選民的認同時，那閃閃發亮的神情和極具力量的動能。

收束，再開展

從一開始其實沒有想得很清楚，只是因為在當媽媽很痛苦的狀態下，發現身邊有一個很好的題材，拿起攝影機開始拍，再一路走到即將成片——已經五年過去了。

過去，婉真一直將紀錄片當成探索自己人生難題的方式，他坦言《女子女馬》應該是目前人生中最痛苦、最煎熬的一部片，因為雖然拍的是宛毓和欣宜，但它卻與自己的母職歷程是完全重疊的。「只是好像在意義上，這支影片也同樣陪伴我在當媽媽的這個歷程裡面，去面對黑暗，去經歷失控與自責，再走向學習跟轉換。」

在這個歷程裡，婉真反覆釐清母職的困境究竟是屬於個人的，還是在社會共同體制下經常會出現的？自己這麼在乎的，對其他人有意義嗎？《女子女馬》像是回頭總結婉真近十年與媽媽身分共處的歷程，試著去講「當好一個媽媽」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況。

「我的願望是用一部片的重量，至少把這個歷程展現出來。我自己很相信，拍社會議題的紀錄片當然很重要，它們對這個社會的價值、提醒或者是批判都是很重要的，但是很多人對這些議題是無感的。所以我總覺得，我們生活中的題材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橋樑，能夠讓大家進入這些議題，去看見自己的樣子。」

那麼現在，婉真認為自己重生了嗎？

「比較像是，開展了新的樣子吧。我走上一條沒看過的，甚至以前從沒想過的路。然後去經歷它⋯⋯然後，它回頭改變了我整個人耶。」

「我很開心可以當媽媽，很開心有阿包。」

「我覺得，這是一種更落地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