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高速公路也是可以的——訪吳耀東
吳耀東，同輩的友人大多都叫他阿東，後輩則稱呼他為東哥，一身寬鬆的T恤與格子衫，再配上個圓滾滾的肚子，是他多年來的招牌形象。髮絲與鬍鬚都已參雜著星星白的他，看起來就像是個不修邊幅的鄰家大叔，只不過這個貌似平凡的中年男子，卻是臺灣紀錄片圈裡的一號傳奇人物。吳耀東最為人所知的作品，是他在26歲時所拍攝的《在高速公路上游泳》，有些人譽此為神片，也有些人認為該作挑戰了紀錄片的倫理與道德，至今仍然時常被拿來當教材討論。
不論是褒或貶，《在高速公路上游泳》確實已是臺灣紀錄片史上不可不看的作品之一。當年這部片雖給吳耀東帶來獲獎的成就與聲名，同時卻也像是業障一般，讓他陷入紀錄片創作者永恆的難題之中難以脫身。他在早年受訪時曾說過無數次的那句名言：「拍紀錄片是從別人的生命中拿走一些東西來成就自己，是一種詛咒。」，彷彿成為他的自我實現預言。
在驚人的成名作之後，吳耀東陸續還有幾部作品問世，但是都未受到太大的關注與討論，人們記得的，一直都是那個夜行於高速公路上，對著無盡闇黑哀嚎咒罵的他。直到2018年，46歲的吳耀東完成了另一部同樣評價兩極、招惹更多道德爭議的作品《Goodnight & Goodbye》。影片開場中的他駕車行駛在畫面過曝的路上，讓人不禁想問，是否這麼多年來他始終沒有找到出口，離不開那條魔考一般的高速公路。
雖然提到吳耀東很難不與前述這兩部作品扯上關係，但由於在網路上可以搜尋到的評論與文章已經太多，我並不打算花太多篇幅在這裡重述。除此之外也是因為，我想試圖先擱置那些評價，看看在已知的公路之外，能否找到另一個不同路徑來認識他。
《Goodnight & Goodbye》劇照。（吳耀東導演提供）
一個喜歡說話，又不太會說話的紀錄片導演
在與吳耀東正式約訪之前，我們有過三次較不正式的碰面，第一次是大清早約在華山附近的摩斯一起吃早餐，另一回是午後約在國藝會附近的小咖啡館，還有一次是在看電影的時候偶遇，我們就坐在路邊小聊了一會兒。之所以會有這幾次也稱不上是預訪的見面，主要是因為他的新片《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原計劃名稱：樂士浮生路）拍攝過程並不順利，所以我們的訪談也就因此一直延期。
作為同是拍片之人，我對於拍攝過程與影片成果有著同等的好奇，因為有時正是因為那個拍攝的順利或不順利，決定了影片最終可以成為的樣子。於是決定還是與吳耀東相約碰面聊聊，心想不管他說些什麼，多少應該都能幫助我多了解這個故事一些。雖然後來事實證明，我是抱持了過於樂觀的期待。
我們那幾次碰面時吳耀東說了很多，從他如何自臺北驅車前往臺東，再從臺東南迴到屏東拍攝的開車路線開始講起，他詳細描述途中所見的所有風景細節與奇特物事，以及自己猶豫著應該要帶點什麼伴手禮給主角的心路歷程，最後再以自己如何循著沿山公路一邊思索人生，一邊開車回到臺北做為結尾。雖然他說得非常熱絡毫無冷場，但最後能夠整理出來的重點就只有這麼簡短一行字：
「總之拍攝過程不是很順利，我需要沈澱一下，想想該怎麼繼續拍下去。」
《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前期田調側拍。（攝影、提供：吳耀東導演）
這對於一個任務是要將訪談整理為文章的人來說，多少感到有些焦慮，但若先排除寫稿的壓力，觀察他表達時的狀態，我覺得遠比專注於他說了些什麼還來得有意思。
吳耀東不是個以清晰邏輯取勝的類型，他的表達方式就像是要將他所見的那些畫面原封不動再現給你，只是在少了許多脈絡的情況之下，要完全地參透實在有些困難。但感覺他也無暇顧及這些，通常總是要等到說完想說的，他才會停下來問一句，剛剛說的這些有沒有用？
這點跟大多數紀錄片導演不太一樣，他很少會說自己洞悉了一切，更多時候，他寧可坦承自己仍在與混亂搏鬥，不知道該怎麼辦，不然先這樣就好。
儘管那幾次見面沒有收穫太多內容，但至少讓我確定了一件事，他的片子顯然不會那麼快完成，所以我的訪談也不用急。果不其然，等到我們終於可以正式約訪，已經是過了兩年之後的事。
老臺北裡的棒球迷與電動宅男
那天我們約在吳耀東的工作室碰面，工作室就位在他的住家頂樓，有著一個開闊的露台空間，入口處放著幾張學校禮堂那種帶有隱藏小桌板的沙發連排椅，大紅色的椅套非常顯眼，感覺晚上只要拉個白幕架上投影機，就是一個露天影院了。那場景完全不需什麼招牌說明，任誰看了都知道這裡是個藝文工作者的領地。我坐在其中一張紅色的連排椅上，看著他一邊熟練地沏茶，一邊給自己點上香菸。
「來坐坐坐，我先泡個茶。」雖然吳耀東口中說的是國語，但我總感覺他的話音裡藏著台語的靈魂在其中，也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一直誤以為他是南部人，直到訪談這天我才知道原來他是個老臺北，從出生到就讀研究所之前，他都沒有真正離開過臺北城。
吳耀東說自己有個算是平順也單純的成長環境，因為父親是個工作收入穩定的生意人，讓他可以生活無憂，經濟無虞。他笑稱自己年輕時是個臭宅男，學業成績不怎麼樣，只喜歡窩在家裡打電動，後來上了大學迷上攝影，父親也花錢給他買了相機，甚至在家裡添了整套的暗房設備。不管是他當下想要的，或是未來需要的，比如我們訪談所在的那間工作室，以及位於樓下他與妻兒的住房，父親全都一手幫他準備好了。
著迷於攝影的吳耀東，在大四的暑假報名參加了職棒雜誌實習，天天拿著大砲相機拍球賽，對於喜歡看球又喜歡拍照的他來說，天底下大概沒有什麼工作能比這更開心快活了。他每天一進球場就先去領便當，吃完便當就看看球賽、拍拍照片，把日子過得輕鬆又有點小成就。在實習的那段時間，他偶爾會跟著那些正職的攝影記者到高雄出差，通常在拍完夜間的球賽收工後，攝影記者們就會一起相約去吃飯喝酒搏感情，到了深夜才會回到旅宿休息。如果運氣好遇到飯店裡有附設泳池，隔天上午他們還可以悠悠哉哉地去游泳，因為職棒下午才開始比賽，在開賽之前他們不用工作，時間都是自己的。
這個實習經驗讓吳耀東有了人生規劃的靈感，他為自己未來畫下的第一份藍圖，就是打算大學畢業之後立刻去當兵，等挨到退伍就回雜誌社當攝影記者，那是當時的他所能想像人生與職涯最理想的狀態了。
不過人生經常並不按著我們的規劃走，總是會有意料之外的發展。在大學畢業前夕，班上同學告訴吳耀東，臺南成立了一所新的藝術學院正在招生，想邀他一起去應試，因為第一屆通常比較好考，贏面大。吳耀東心想等兵單到來之前也無聊沒事，而且這學校就在同學老家附近，當作是跟同學回家玩一趟也不錯，他就答應跟著一塊去了。
「本來想說連大學都是靠作弊才考過關的，怎麼可能考得上研究所？結果沒想到我居然錄取了，反而找我一起去的同學沒考上。」
搖滾很可以，卡拉也OK
吳耀東說他當年研究所英文筆試只考了36分，但時任院長的漢寶德擺擺手說沒關係，多數藝術家的英文都不怎麼好，之後再補強就行，所以讓他破格入選。據說南藝從第二屆開始專門為新生開設了英文補習班，依照不同程度還分成兔子班跟大象班。由於學校只有強制要求第二屆的新生必須去上英文補強課，吳耀東也就沒有勉強自己要精進，於是到現在他的英文還是沒有進步太多。雖然英語能力不佳，但也有些語言在他身上是無須刻意學習，就能運用得渾然天成。
「還記得在南藝的時候，我跟老張（張照堂）一起看了很多跟搖滾樂有關的紀錄片，因為我們都有在聽搖滾，我有一些國外來的片子，他也有收藏一些，像是Bob Dylan、Woodstock那些的，全部都是VHS。那時候我們的製作課就只有兩、三個學生，有時候如果有人沒來上課，我跟老張兩個人就在教室裡一邊抽菸，一邊看片聊搖滾樂。」說起這段回憶時的吳耀東看起來神采奕奕，他邊說邊笑，然後給自己再點上另一根菸。
他接著提起當年南藝剛創校時，學校宿舍都還是工地狀態，很多學生見狀都不想住，大多選擇自行在臺南市區租房子，他反倒是樂得待在工地一般的學校裡，為此還特地跑去買了雙雨鞋，方便在泥濘的工地裡行走。「我都穿著雨鞋去上課，看起來很酷，還止滑。」他說。
吳耀東曾經連續好幾個月都待在學校沒有回家，成天都跟那群負責蓋宿舍樓的工人們混在一起。他說工人們天天都用工地裡的板模來生火，他也跟著一起烤肉喝酒講幹話，有時晚上還會一起出去唱卡拉OK，完全融入無違和。
他享受和研究所教授聊搖滾、也喜歡跟營建工人唱卡拉，面對不同的階級與文化，他可以一視同仁地相處，憑藉的或許就是能夠聽懂對方那些沒說出口的，一種夾雜著反抗、憤怒以及苦悶的語言。
如果紀錄片導演有人設，那麼吳耀東的人設應該算是不怎麼成功的那一種，因為不像其他多數紀錄片導演一樣，他既透不過作品慷慨激昂的高喊正義，也沒有關懷弱勢的暖心溫情，中年台客風格的他也不太揮灑前衛藝術的實驗色彩。
如果要我來形容，總覺得不論是他自身或是他所關注的對象，都像是活在現實世界中的角落生物，他們個個性格鮮明，各有各懷抱的缺憾與哀傷。不論是在《瑞明樂隊》裡他那些玩音樂的學長、《在高速公路上游泳》和《Goodnight & Goodbye》裡他懷才不遇的學弟、《站在那裡》和他氣味相投、一見如故的資深劇場人，再到他此次新片的主角：黑名單工作室與林廣財，皆是如此。
《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劇照，林廣財與樂手在錄音室工作中。（攝影、提供：吳耀東導演）
一張新專輯的誕生能有多難拍？
2019年，金曲獎將特別貢獻的殊榮頒給了黑名單工作室，這個樂團對於大多數的年輕聽眾來說，應該是個相當陌生的名字，但對於臺灣的許多中生代而言，黑名單工作室的存在不僅僅只是一個樂團，還有一個時代的象徵意義。
這個誕生於臺灣解嚴後，社會正充滿動盪與變革，各種社運狂飆年代的樂團，由一群身懷理念與創作才華的年輕人所組成，成員包括了王明輝、陳明瑜、陳明章、Keith Stuart、陳主惠、許景淳、林美璊、胡德夫、林暐哲、葉樹茵等人。他們在1989年所推出的第一張專輯《抓狂歌》，被多數評論家視為是九Ｏ年代後發韌之「新臺語歌運動」的第一聲春雷。《抓狂歌》這張專輯所創造出的音樂是一種前無來者的新品種，有著饒舌的犀利、搖滾的激昂，又時有民謠的溫暖，每一首歌都是以他們對現實生活中所感受到的憤怒、苦澀、嘲諷以及希望編織而成。他們藉著歌詞寫出了對社會現狀的不滿與深刻反思，讓創作成為一面明鏡，映照出臺灣社會的真實面貌，引發聽者思考，宛如以音樂為武器的異議份子。黑名單工作室不只影響了那個時代的聽眾，也啟發許多音樂人，包括林生祥與朱約信都曾表示是因爲黑名單而走向了那條「寫土地的故事、唱自己的歌」的創作之路。
黑名單工作室在1996發行了第二張專輯《搖籃曲》，以原住民的聲音為題，其中收錄的樂曲使用了許多原住民族的元素。在此之後，臺灣樂壇多年都等不到他們的第三張專輯。
《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劇照，黑名單工作室的主創人JOE和陳主惠。（攝影、提供：吳耀東導演）
至於林廣財，他是生於屏東縣瑪家鄉的排灣族人。他的名字對於關心音樂的人來說，代表的是2011年金曲獎原住民歌手獎的得主。對於關心社運的人來說，認識這個名字可能要更早一些。林廣財在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後，與幾位原住民音樂工作者組成了飛魚雲豹音樂工團，他們在災區舉辦演唱會，以歌聲與音樂撫慰了人們脆弱哀傷的心靈，並且錄製專輯帶到城市的街頭擺攤，販售CD來為原鄉災區募款。如果那些年你曾走過臺北車站前的新光三越廣場，那麼很有可能你也曾見過林廣財，聽過他那滄桑卻又有極有力量的歌聲。
「會開始拍他們是因為2020年底那時候我還在拍大墨（王墨林），然後大墨有一齣戲找了王明輝做音樂，他就問我有沒有聽過黑名單？我說當然聽過，我還買過黑名單的專輯卡帶跟CD，家裏還收藏了他們的黑膠唱盤。大墨說黑名單可能要再出一張新的專輯，問我有沒有興趣拍？我聽了當然很有興趣啊！然後在2021年1月，我就跟著大墨跟王明輝，一起去屏東找林廣財了。」
吳耀東幾句話就把新片的緣起交代完畢，沒有過度偉大的立意，也沒有過於感性的初衷，他說當時只是單純覺得自己年輕時就拍過《瑞明樂隊》，也算是有拍過搖滾樂團的經驗，加上腦海裡想像的畫面就是一群Pro級的樂手們在一起練團、錄音，那肯定會是很有趣又精彩的拍攝現場，怎麼能錯過。反正就是一張新專輯的誕生嘛，能有多難拍？
迷路的歌謠，與太過安靜的主角
看過吳耀東交給國藝會的第一個剪輯版本之後，我總算有點理解，他在拍攝期間所遭遇的不順利是怎麼回事。顯然這不是個關於傳奇樂團與金曲歌王攜手合作，重返榮光的故事，他在錄音現場所記錄下的，不是原住民古調與西方藍調所激盪出來的音樂火花，反而是刻意即興所帶來的迷失與不自由。
「整個錄音的過程，最快樂最自由的時間是在練完團之後，樂手們回到民宿，那時候他們會燒很多木材，有時候還會烤一些山產，大家坐在一起喝酒唱歌，最重要的其實就是那一刻。」
《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劇照，林廣財與樂手們、和其他友人烤肉唱歌。（攝影、提供：吳耀東導演）
吳耀東說起剛開始拍攝時，自己其實也很享受聽他們排練樂曲，只是一場又一場拍下來，他看見那些樂手與林廣財並沒有隨著練團的時間增加而生出更多的默契，反倒是消磨了彼此對音樂的專注與熱度，甚至，讓排練室裡的氣氛逐漸變得緊張，那讓吳耀東越來越無法忽略林廣財臉上的愁悶。在拍攝後期他決定不再去訪問黑名單工作室的王明輝與陳主惠，而是花了很多的時間去跟拍林廣財，通常如果不是先到臺東的排練室錄音，再跟著林廣財回到屏東的家，就是先到屏東找林廣財，然後再跟著他到臺東去錄音。不管往東或往南，每次出門拍攝都是一趟環島行程。
也許是因為出身頭目家族，林廣財很會招呼人，每次吳耀東去到他家裡，有飯吃、有酒喝、有歌唱，所有活動安排得妥妥當當的，但是這樣反而讓吳耀東感到不知所措，因為他不是要來當客人，而是要來拍片的。加上林廣財總是很安靜，靜的讓他心慌，他不知道該如何打破那個不說話的靜默。
「我當然可以用我在我的研究所指導老師身上學到的那一套，提出那種從小到大、對原生家庭的拷問，可是那些更深的東西，你知道只要他不講，你就不可能問得出來。人家經歷過的江湖比你多，生命經驗也比你複雜，說真的林廣財不需要我來拍他，他還願意容許我待在這裡，已經算是看得起我。」
吳耀東說，他是在拍攝的最後一天才終於明白應該怎麼去拍林廣財。那一天，林廣財依舊安靜，但他已經不再為空氣中的沈默感到焦慮，沒有想要丟問題出來硬聊，也沒有想著一定要拍到什麼畫面，他跟林廣財就是看看報紙，抽個菸，喝杯茶，好像一對老夫妻，兩個人就這樣安安靜靜地坐了一整個下午，直到暮色降臨。
我想那應該是這部片子裡很重要的一顆長鏡頭，只屬於導演與他的被攝者。
《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劇照，林廣財側拍。（攝影、提供：吳耀東導演）
不在高速公路衝撞，改走一條蜿蜒曲徑
拍攝結束了，等在眼前的是剪輯。吳耀東這次選擇合作的還是段佩瑤，基於他們在《Goodnight & Goodbye》時所培養出的信任，他將所有的素材都交給剪輯師段佩瑤，沒有任何敘事方向的指示。
在《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的片中，有好幾幕都能看到段佩瑤的身影在其中，因為在拍攝初期她就時常跟著吳耀東一起到現場，所有導演無暇顧及的工作，她就幫忙補上，她在這部作品所扮演的角色，其實早已超過剪輯師的工作範圍。也因為她人在現場，而且站的位置比導演更後面，段佩瑤所看見不只是被攝者，也包括那個拿著攝影機的吳耀東。
「跟東哥合作，對剪接師來說應該算是一個很夢幻的工作環境吧，因為他完全不會管你，你剪出來的東西他就是全部都接受，不會否定你的想法。我後來發現這可能跟他的性格有關，就是他面對一些事情，會不想深入，他好像有一點，會害怕自己太深入進去。」
段佩瑤口中的所描述的吳耀東，令人有些意外地，並不如他在之前作品裡的形象那般草莽衝撞，反而有著怯懦的一面。我很努力地回頭再去翻找吳耀東的訪談逐字稿，想要確認在他那聽起來總是灑脫無謂的話語之中，是否也曾透露出一些蛛絲馬跡，被我忽略錯過了。最後，在前後夾雜著一些國罵等級的語助詞之間，找到他說了這樣的一段話：「我在排練場看到的那些，我不會說是夢醒。我知道的是每個人背後都有傷，我不想要大家用自己的傷再去互相傷害。」或許，這不該說是怯懦，而是一種屬於中年大叔的寬容。
吳耀東導演和剪輯師段佩瑤。（吳耀東導演提供）
稿子寫到尾聲，收到吳耀東傳來一個新的剪輯版本，看完之後再回想當初他所說的那些不順利，好像也並不真的算是不順了，而是一個創作者要帶著故事往哪一條路線前進所必須經歷的抉擇過程。不確定最後他為《找不到路的歌》（The Way He Sings）所選擇的這條路徑，究竟算是天真還是世故，但至少可以確認的是，他明白不是每個故事都要開上公路狂奔，讓駕駛和乘客全都撞個粉身碎骨才算痛快。有些故事就是只能通過蜿蜒的深山小徑，徒步苦行方能前往，有些甚至需要脫下鞋履，渡過川海才能抵達。
不在高速公路上衝撞，改走一條蜿蜒曲徑的吳耀東，也是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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