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電影的多重意義——林佑恩《迴山》創作採集記錄

寫在前面

2023年夏天，我受國藝會委託，成為佑恩《迴山》的創作觀察員，從同為創作者的眼光，描繪我所見的林佑恩。完稿後不久，佑恩暫停了《迴山》的拍攝與剪接，專心面對生活的其他面向，直到2025年夏天，才重回剪輯臺，完成定剪。這兩年之間，發生了什麼事？為什麼暫停拍攝？又因為什麼機緣，決定重返《迴山》？

和佑恩討論過後，我們認為這些時間與生命在創作者身上留下的痕跡，都應該要被保留下來，因此決定將此文分成「上篇」與「下篇」：上篇是完稿於2024年的觀察紀錄，下篇則寫於2026年《迴山》定剪之後，以對談形式呈現。這樣一來，讀者能夠看見創作與生活之間真實的拉扯與滋養。

上篇：2023年夏天至2024年春天

2023年夏天，當國藝會邀請我為林佑恩導演的《迴山》創作歷程，以同為紀錄片創作者的角度，提出觀察和文字紀錄時，我正在後製自己的長片《曦曦》。《曦曦》的私密性讓我在剪輯時如履薄冰，因此我完全無法想像，我該如何能在後製膠著的時刻，觀察另一位素未謀面的導演，拍攝一部私密的家庭電影。

於是某個午後，我約佑恩在臺北芝山的一家咖啡廳碰面，好讓我判斷自己是否確實適合紀錄他。巧的是，芝山一帶剛好是他童年成長的地方，「除了樹變少了之外，還是很符合記憶中的樣子。」佑恩說。由景到人，他述說起自己、自己的母親與姊姊，以及往日長期缺席的父親——他們都是《迴山》裡各懷心事的主要角色。

那天佑恩說的一段話，令我印象深刻：他原本想好了一個剪輯大綱，但是那陣子家人之間的關係忽然又以出乎意料的方式「炸開」，現在的他還在餘震之中。他以半開玩笑卻又難掩沈重的語氣自嘲說，「《迴山》這部片，也許是關於一個紀錄片導演，想要透過拍攝家庭電影來縫合家人之間的關係——可是他失敗了」。

《迴山》劇照（林佑恩提供）

在短短一杯咖啡的時間裡，我感覺佑恩是一個開放自己，容許創作過程裡的「不確定性」為他帶來啟發的人。他邀請攝影機成為他向生命提問時的親密夥伴；於是，當他在創作電影時，他的創作歷程，也相當直接地撼動、改變他的內心世界。想到我自己的創作歷程，也往往是以執起攝影機，來處理我生命中難以化解的難題；此外，聽他談製作上的艱困時刻，也讓我鬆了一口氣——看來感到膠著的不是只有我呢。我這才想，也許我真的可以接下這個任務吧。

在紀錄片景框裡追尋自由

在紀實創作的世界裡，林佑恩也許是首先以擔任《報導者》的平面紀實攝影師為人所知。他在大學時開始對紀實攝影萌生興趣，嚮往以紀實攝影師的身份實踐人道主義的理念。在英國倫敦金匠學院完成攝影與城市文化的學位之後，他加入當時剛成立的《報導者》擔任攝影記者，與文字記者搭擋完成了許多田野扎實的深度調查報導。

而隨著影音內容開始受到重視，佑恩開始被授命製作紀實短片，使他萌生創作紀錄片的念頭。他解釋，拍攝平面攝影時，每按下一次快門，凝結的都是平面的一瞬間，不像動態影像會同時容納「時間」以及「空間」的元素，「因此平面攝影可以有很多解讀上的曖昧空間，在拍攝時，攝影機也比較容易隱形」佑恩說，「但是如果是動態攝影的，你（持攝影機的人）就無法迴避你和被攝者的關係是非常赤裸和直接地呈現在鏡頭前的。我認為這非常有趣。」

當他在《報導者》執行遠洋漁業相關的調查報導《造假．剝削．血淚漁場》時，獲得盧昱瑞導演慷慨提供當年拍攝《水路–遠洋紀行》的素材供他們使用。盧昱瑞能夠登上遠洋漁船，與漁工們共度長達半年的遠洋航程，長期貼近和參與他們的生活，再以動態的影像捕捉這個歷程，很貼近佑恩一直以來渴望的創作模式，讓他深受啟發。紀錄片創作在時間以及空間上的可能性，使佑恩感受到前所未有的自由，因此他決定辭去攝影記者的工作，考取政大傳播學院的碩士班，探索紀錄片創作的可能性。

不久後，他帶著攝影機搬到雲林，與因著製作《報導者》的《廢墟裡的少年》系列報導時所結識的雲林青年土豆、明益一同生活，和他們共同完成了紀錄短片《度日》。在拍攝《度日》時，佑恩時常自問自己「客氣的個性」，是否阻礙了他更進一步地進入土豆的內心？亦或是當時的他已經真正地尊重了土豆「總是有那麼一塊內心世界不願意見光」？身為紀錄片導演，究竟該如何拿捏自己與被攝者的關係，和彼此的邊界？

而當《度日》獲得了第58屆金馬獎最佳紀錄短片，在影壇獲得了榮譽與矚目後，青年們生存的艱困現實並未因此有任何鬆動，這個現實的落差和衝突困擾著佑恩。諸此種種，讓他想要嘗試成為自己的「被攝者」，把自己誠實地暴露在鏡頭前：「我覺得如果我沒有把自己也放在像土豆、明益的位置的話，我很難去更深入理解當時這兩個人的感受，那麼，我好像沒有資格再帶著攝影機進入別人的生活。」

帶著這樣的心情，佑恩決定那年在政大的課堂作業要從自身出發，以練習的心態，嘗試拍攝自己以及自己的家庭：「拍攝的緣起是，我跟母親的關係一直很疏離，導致我一向很不喜歡回家。但我那時在想，我也三十歲了，我希望讓我母親知道，其實現在的我開始能理解她了，希望能把這部片送給媽媽，讓她感受到一些愛。我也希望能夠透過拍攝，改變家人之間彼此的關係。」

殊少返家的兒子開始經常帶著攝影機回家，的確讓母親歡喜非常。然而隨著拍攝的推展，每一個家庭成員內心複雜難解的傷痕也浮現在景框之中：當年佑恩出生後不久，父親獨自赴中國工作成為臺幹，很快地在中國另組家庭，與母親的婚姻破裂。此後，母親以鋼琴家教的工作，在臺灣獨立撫養佑恩以及佑恩的姊姊長大成人——「她犧牲自己所有的青春，只為了成就孩子，以及維持家的功能性，」佑恩在企劃書裡這麼描述母親，「而且因為母親從小雙倍嚴厲的付出與期望，造成了親子間極大的疏離感」。母親強悍地挑起了經濟重擔，但她嚴苛的愛的語言也讓孩子喘不過去。多年來，已經為人母的姊姊也鮮少回家，果斷遠離童年的陰影，渴望給自己的孩子不一樣的自在童年。

《迴山》劇照（林佑恩提供）

然而，在佑恩溫柔的凝視之中，母親卸下那「虎媽」的堅硬外殼，在她「炒一鍋榨菜肉絲給女兒吃」那樣的日常時刻裡，表露她那份說不出口的愛。佑恩完成了這部柔軟回望母親的短片，觸動了新北市紀錄片獎的評審，獲得了當年度的首獎。出乎他意料之外地，這部片的敘事觀點卻深深傷害了姊姊：「我意識到我抱持著『要去理解媽媽』的信念去拍了這部短片，卻忽略了從姊姊的角度來看事情。」這讓佑恩意識到，原本僅僅是個課堂作業的家庭短片，事實上開啟了許多他對家人以及家庭的提問，是需要透過拍攝長片，才能好好回答的；他也希望在長片的篇幅裡，姊姊的角色能夠真正被公平地描繪。

母親與姊姊之間的冷戰還未消解，佑恩帶著攝影機去探望缺席了三十多年的父親。這個尋訪父親的舉動，對佑恩來說並不容易，也曾經一度遭到母親的反對。如今隨著拍攝進入尾聲，他已經能夠稀鬆平常地去探望爸爸，這份「尋常感」對佑恩來說意義深刻。他希望父親的角色在片中也能夠被完整的建立、被共感，而不會是一個扁平的「問題製造者」——這份意念，也呼應了佑恩渴望透過拍攝，更理解父親的人生選擇。

《迴山》劇照（林佑恩提供）

多年未曾聚首的母親、父親、姊姊與佑恩，如今因為佑恩帶著攝影機「穿針引線」，在剪輯臺上被「聚合」在這部電影之中。四人之間的痛處與傷痕彼此相關聯，在剪輯過程中如果稍稍給予其中一方較多的同情，似乎就有可能對其他方不公平。這樣難行的剪輯之路上，佑恩邀請了蘇明彥導演擔任剪輯師，陪他一起面對。

「我和明彥已經認識將近十年了，」佑恩說，「我剛從倫敦畢業回來那年，在咖啡廳打工，明彥的工作室就在咖啡廳樓上。那時他拿到「高雄拍」的獎助，正在拍《解離》，我就去幫他拍劇照，覺得跟這個人很投緣。後來我去《報導者》工作時，也看著他完成《伏流》。雖然當時我還沒有想過自己會拍電影，但我從那時就很佩服他在做他想做的事情。」兩人成為好友，後來佑恩邀請明彥擔任《度日》的剪輯顧問：「明彥很熟悉電影的語彙，也很擅長思考結構。我在剪《度日》時，每隔一兩個禮拜，明彥都會來我家，陪我一兩個小時，一起組織片子的架構。」

早在拍攝《迴山》初期，每逢家裡又有什麼新的狀況，佑恩就時常找明彥相聊。而在明彥看了多年的素材開始、動手剪輯之後，佑恩笑說，他經常覺得好赤裸——現在在明彥面前他真的是毫無保留了。

同為導演，我一直很好奇佑恩與明彥作為導演，各自有著相當不同的風格與脈絡，他們如何在剪輯臺上一同合作？觀察至今，我想也許是因為他們一致相信，他們不追求工整的作品，而是希望創作出自由自在的、富有創作者個性的電影；因此，彼此的迥異之處，正是他們惺惺相惜，小心為彼此呵護、祝福的品質。

剪輯工作坊：「家人之間的關係像是打撞球」

2023年秋天，已經進入剪輯期的《迴山》，獲得了參與國藝會主辦的陪伴工作坊的機會，由雷震卿老師擔任工作坊期間的剪輯導師。在某個颱風天過境後的週末早晨，我跟隨佑恩以及明彥來到雷震卿老師的家，觀察他們工作坊的第一個工作天。

佑恩曾經在政大當過雷震卿老師的學生，這次見面彼此都並不陌生。那天，已經看完當時的初剪版本的老師，對佑恩以及明彥拋出一個又一個問題。三人除了聊初剪裡已經容納的素材，也擴及到各自的成長經歷，以及家庭電影如何能夠透過關照來自同一個家庭、但成長於不同世代的家庭成員，來折射出整體社會跨時代的樣貌。

太陽下山時，雷震卿嘆道，「佑恩的一家人個個都戲劇性強，又複雜，彼此之間的恩怨情仇很重，好像是在打撞球，彼此撞來撞去的。我想這部片的剪輯態度，是要去疼惜每一個人。而且家人之間就算無法完全彼此理解，也不用去糾結；不理解也沒關係的。家庭電影就是可以給家人和觀眾一個機會，去討論平常聊天時，不會去觸碰的東西。」

從《度日》的控肉到《迴山》的牛蒡與榨菜肉絲

從《度日》到《迴山》，我發現佑恩很擅長從人在尋常生活的姿態或細節裡面，看見每個人難以言說的痛處，或者愛、或者脆弱之處，如佑恩在《迴山》中長久凝視中父親在空中搖晃的手，或者《度日》裡青年們團聚在小房間裡，手忙腳亂地為嬰兒沖泡牛奶。這些場景誠實樸素，似乎在生活裡的任何時候都有可能發生。

我好奇他有沒有什麼拍攝上的方法論，佑恩說他不是計畫型的導演，而是喜歡那種拍攝時能全然沈浸在景框之中的專注感，以及當他進入被攝者的現實去一起生活時，透過長時間凝視，經營出對日常生活的細膩觀察：「比方說，在拍《度日》的時候，我搬去雲林住了一年。那時候的感覺就是，只要是重要的事情就會一直發生。當事情一直重複發生，就會慢慢『有感覺』。一直待在那個日常裡，就會開始有對於未來的預測，和對拍攝時機點的判別力」。拍攝時他全憑直覺，端看在拍攝的當下受什麼吸引。

而《度日》裡，土豆的叔叔日復一日為土豆煮的那鍋控肉，或是《迴山》裡母親為姊姊炒的榨菜肉絲，幽微地捕捉了這些殊異的角色們，如何以他們各自獨特的方式，向親人表達他們生硬卻真實的關愛。從這個角度延伸，我也想到儘管《度日》與《迴山》的主題有別，但已經可以看出佑恩對於「家」的意義的提問——他鏡頭裡捕捉的家庭，都跳脫了傳統「完整家庭」的框架，面臨當代社會裡非典型家庭的種種挑戰；但同時，觀眾也能從家屋中的互動細節裡，看見每個家族成員對於牽絆、對於去愛以及被愛的渴望。

《迴山》劇照（林佑恩提供）

佑恩說起，早在自己開始拍片之前，就已經看了非常多的家庭電影，他不無激動地說，「我最喜歡的家庭電影，是許慧如導演的《雜菜記》。這部短片許慧如導演拍得很日常，但是可以看出在拍攝的當下，她已經同時在用後設、前衛的眼光在思考整部電影更高層次的東西。」

「我覺得看這些家庭電影，真的會鼓勵人想要拿攝影機拍自己。看了黃惠偵導演的《日常對話》或者奇拉．塔西米克（Kidlat TAHIMIK）的《為什麼彩虹的中間是黃色》（Why Is Yellow the Middle of the Rainbow?），就會勾起你想要拿攝影機回家面對自己的家庭。所以我過往看的這些家庭電影，對於我今天拍自己的家庭，都是一個助力。」佑恩說道。

我忍不住回應，「但拿起相機直面自己的家人，似乎有點太赤裸了。」已經走過這一遭的佑恩不認為這有什麼好怕的，他篤定地說，「但是家庭電影很有潛力做到很普世，因為在這些角色身上，我們似乎都能夠看見一部分的自己。」

覺得痛苦時，就去打棒球

佑恩曾說，也許是因為他看過的許多家庭電影，讓他相信拍攝家庭電影可以幫助家人之間相互和解，因此剛開始拍攝《迴山》時，他正是抱持著這樣的期待，希望在拍攝的過程中，家人的關係會越來越好。可是實際拍攝時，家人之間的關係就是會時好時壞——不好的時候，難免會覺得很挫折。某次訪談時，他甚至苦笑說，「也許你正在寫的這篇文章，是關於我在做一部『做不出來的家庭電影』。」

當創作與家庭生活如此緊密相連，心情總是在抱持希望與面臨失望之間擺盪，我好奇佑恩是如何排解這些情緒的，他說：「痛苦的時候，棒球就是我的依靠。」

「會這麼喜歡棒球的是因為，我跟我外公感情很好，他很喜歡看棒球、也在農會打棒球，棒球是我和他的連結。我小時候很期待成為棒球選手，常常趁著電視在轉播時，穿起全套的裝備，想像我是球場上面的球員。我因為這樣，揮棒打破過兩次家裡的玻璃，被我媽揍得很慘。」說起棒球，他兩眼發光：「這幾年，真的是靠著去打棒球和壘球，幫助我度過我在做這部家庭片時的很多痛苦。而且棒球真的是一種很奇妙的運動：在球場上，勝負往往是在不到一秒的時間裡決定的，所以在每一個項目你都必須要盡全力。比方說在丟球的時候，你越害怕你會暴傳、投偏，你越可能投偏，所以每分每秒都必須要全力以赴，非常、非常地專注。我對這樣『全力以赴』、專注的感覺非常著迷。為了要接一顆球，我可以非常、非常拚命。」

當拍攝紀錄片考驗著創作者長期的心理韌性，棒球帶來的成就感以及挫敗感則都在轉瞬之間，佑恩認為，這很能幫助他脫離那種「卡住」的感覺。

希望成為單純為家人紀錄生活的人

既然要面對那麼多痛苦，為什麼還堅持走在紀錄片創作的路上？佑恩的回答，也忠於他對「專注」的感覺的著迷：「能夠透過觀景窗，專注地去凝視媽媽、去感受土豆，去沈浸在那個拍攝的過程，讓我有很強烈的感受。」

如今，在2024年春天，他已經在剪輯後期，說起家人和片子，雖然還是有許多待解的課題，但心境似乎大為不同了：「我明確地感受到，儘管我不常回家，但我可以用攝影機、用我的凝視去傳達我對媽媽的愛。比方說我看著母親禱告，或者陪她去掃墓，這些其實都不是在戲劇上特別重要的事件，但是我在那些時刻裡看見了媽媽的神情和樣態——我覺得那就是我在拍攝這部家庭電影的過程中，最有價值的片刻。攝影機的存在，真的幫助了我去和母親相處。」佑恩描述，「我也是透過不斷拍攝，開始和姊姊的家人越來越親近。除了希望讓姊姊理解到，我是她可以依靠的家人，我也希望，我身為姊姊的孩子們的舅舅，應該要成為他們成長過程中一個很好的角色。我覺得這些事情，是比這部片最後剪出來的結果如何，都還要有價值的。」

《迴山》劇照（林佑恩提供）

拍攝初始時，曾經困擾佑恩的問題，現在回望，似乎都有了不同的意義。佑恩說他開始覺得，這部片的拍攝已經可以告一段落了：「我當初是帶了一個疑問『我的家庭為什麼與別人不同？』，或者說帶著凝聚家人的期許，回來拍家裡。但現在，我察覺到我自己已經有所改變，並且我已經不再需要借助攝影機的存在，去跟他們提問，或者試圖透過拍攝的行為去追尋什麼了。我希望接下來，我可以是以我自己的肉身，以自然的狀態，回歸到我單純作為兒子和弟弟的身份，去和家人相處。」

不過，他以影像為家人捕捉成長回憶的任務，才正要開始：「我仍然會繼續拍我的家人，但是不再會是為了完成任何的電影。我希望未來能夠在沒有敘事、沒有創作目的的狀態下，去記錄家人們的日常生活。」

對於在成長過程中，除了母親紀錄每年他音樂班會考的影片之外，完全沒有任何影像紀錄的佑恩來說，他深深珍視透過影像來封存回憶的這件事：「我相信對於我的姪女與姪子來說，未來等他們長大時回望童年，這些影像都會是他們成長過程中的珍貴紀錄。」

現在，《迴山》即將邁入剪輯的最後階段。期待這部創作者以誠實、溫柔的姿態，透過自己最切身的生命經驗，探問「家」以及「愛」的意義的作品，能夠很快地來到世人面前。

下篇：2026年夏天

吳璠（以下簡稱吳）：請你先談一談2023年底，《迴山》已經剪出一個版本，卻在那個時刻暫停的原因是什麼？

林佑恩（以下簡稱林）：2023年我們完成《迴山》第一版的時候，我感到很深的疲憊。我在這部片上投入了三、四年，現在它有了一個完成的「樣子」，但是我心裡很清楚，這部片其實還沒有真正「完成」，我不想就這樣妥協；可是我當時沒有距離去判斷到底問題出在哪裡，也不知道該怎麼推進。

當片子卡住的時候，現實還是持續在往前推進，我還是要去工作跟生活，在這種拉扯之下我陷入了低潮⋯⋯。決定把片子先擱下，先去專心過生活。

一直到2024年末，父親突然過世。與姊姊一起為父親處理後事、整理遺物的過程中，姊姊有了蠻大的轉變。她想起了很多小時候和父親相處的回憶，也想起父親曾經給她的關愛，這些回憶在父親過世之前，一直是被她「關起來」的——也許父親在她心裡，一直是個該被責備的角色。現在這個人離開了，她沒有責備的對象了，一切就有了不同的意義。

她開始很感謝我決定要拿起相機拍《迴山》，在父親過世之前也有邀請她來探望。那些在父親生前，我帶著相機獨自去看父親的影像素材，記錄了很多她以前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她透過看這些影像，也有機會多理解父親一些。我觀察到她心裡的結忽然鬆開了，也慢慢發現，過去兩年間一直沒有碰觸這些素材的我，好像也比較可以抽離地看待這些事情。

吳：可不可以談談這兩年間，你內在的轉變究竟是什麼？

林：我發覺我剛開始拍這部片的時候，我是充滿憤怒的。我當時的情緒，比較是想要讓我的家人知道他們做不好的地方，同時我又很希望擔任那個修補關係、撮合大家和解的角色。

但是到了現在這個歲數，我深深感受到的是，我拍家庭電影並不是要去論證誰對誰錯，而是「努力想要讓家人知道我試著理解他們」。這時我看著之前剪輯的版本，才發現我明明拍最多的是媽媽，但是在描述媽媽這個角色、以及她的愛的語言上面，我其實是做得最差的。

這個轉變，也跟我的記者經驗有關。身為記者，面對每個個體，要試圖去理解他們，看見他們背後的結構，才能夠比較可以抽離地分析。過了當記者的那幾年之後，我也慢慢地對家人比較可以用理解的方式去看待。

吳：也恭喜你最近結婚了！2023年第一次喝咖啡的時候，你提到因為原生家庭的關係，你不相信婚姻，怕重演上一代的創傷。後來是因為什麼改變了想法？

林：《迴山》拍到後來，我發現我姊姊真的是蠻勇敢的——她可以在長大成人之後，離開原生家庭，結婚、生了四個小孩，創造自己的家庭。剛開始她的離開，在原生家庭裡造成了很多衝突。但是我看到她在自己新組的家庭裡，獲得了巨大的力量。她可以為了她的小孩、家庭奮不顧身，甚至回來跟她內在最大的心魔對抗，我覺得她真的很強大。

我親眼看著她每天在問自己：「如何才能不要把上一代流傳下來的不好的東西，傳承給下一代？不小心複製了一樣的創傷的話，該怎麼辦？」她發現她又不小心重蹈覆徹的時候，就會來找我討論。我親眼看著她在這樣的過程中來來回回，在實作裡不斷修正。我發現只有自己去建立家庭，才能真正去面對這些事情。我在我姊姊身上看到自組家庭的希望。

後記

聽佑恩談姐姐，讓我想起最近看了Joachim Trier《情感的價值》（Sentimental Value)，片中深受家庭陰影所苦的姐姐Nora，問已經成家的妹妹Agnes：「為什麼我們的童年沒有毀掉你？」妹妹的回應，是Nora從未想過的。一起熬過童年的手足，也成為了療癒傷痕的戰友。

佑恩導演的《迴山》，捕捉了一個家庭努力試圖修補創傷、重建羈絆的過程，也誠實袒露了導演自己不斷轉變的內在過程。在這溫柔、開放的空間裡，當代華人家庭結構裡幽微的傷痕與關愛，得以被看見與理解。

《迴山》劇照（林佑恩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