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電影」作為一種娛樂，長期被消費主義所主導，到電影院去觀賞電影，成為一種正規的觀影方式，但仔細想想，要讓電影得以上院線，也相對需投入相對的資源與預算，像是宣傳、排片檔期、作品的影音規格提升，甚至是戲院租金等等，這對於資源較少的紀錄片或獨立製片來說，是條不容易的路。
而「電影文化」的形塑，其實仰賴多元的發展與多樣性，「影展」與「競賽獎項」在其中就扮演重要角色，引領另一種品味或焦點，而如何跳脫出這些較系統性的體系，找到其實更符合作品的本質，讓作品回歸對話與溝通的功能，就仰賴創作團隊開拓屬於自己的映演之路，國藝會「視聽媒體藝術」的補助項目「映演」，就是支持電影發展文化多樣性的重要資源。
特別是對取材於現實世界的紀錄片來說，如何讓紀錄片回饋現實，去促成改變或深度交流，是許多創作者念茲在茲的事，像是1990年代的紀錄片團體全景傳播基金會就曾倡議「創作回到人民生活的現場」，他們亦曾舉辦多次全國的紀錄片映演，以紀錄片創作和映演表達社會關懷。
這種屬於台灣紀錄片的傳統與映演方式，也被許多導演所延續，像是曾為全景人的黃淑梅導演，長期耕耘地方故事，以環境保育為題，2015年她完成台灣百年山林開拓史紀錄片《給親愛的孩子》，並進行全國巡迴映演座談，地點有屏東縣政府、台東黑盒子劇場、花蓮文創園區等等；2017年她記錄台南東山嶺南村村民及環保團體抗爭永揚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運動，完成《家鄉保衛戰》，到了高雄旗山反馬頭山事業廢棄物掩埋自救會、台南玉井守護曾文溪聯盟、台南龍崎牛埔里反歐欣事業廢棄物聯盟、高雄大林蒲金煙囪文化促進會等地巡迴，透過長時間的映後座談，實踐「影像就是行動，影像就是力量」的紀錄片概念。
類似推廣概念的，還有有李惠仁導演的「《不能戳的秘密2013》巡迴播映計畫」，以及越南籍導演阮金紅與台灣導演蔡崇隆共同執導的「《再見 可愛陌生人》巡迴映演與座談」，他們選擇的映演地點皆以獨立書點、校園、常態藝文／映演空間為主。每一場放映導演都隨片登台，再一步一腳印的扎實對話中，與觀眾交流理念，也從中獲取第一手的回饋與養分。
又像是洪淳修導演探討探討人類政經活動對鱟生態影響的《刪海經》，以及李立劭導演《南國小兵》、《邊城啟示錄》、《那山人這山事》的「滇緬游擊隊三部曲」，陳芯宜導演記錄「台灣海筆子」帳棚劇團的《大帳篷-想像力的避難所》，與台灣女性影像學會的「『我是女人，而我拍片』－ 2018台灣女導演國片推廣映演計畫」，也都在巡迴之後獲得廣大迴響，後續有更多邀約，延長並拓展了影片的生命。
有別於商業院線體系，紀錄片的巡迴映演強調思辨、交流、對話，更像是一種細水長流的播種耕耘，是必要的觀影體驗，也是重要的文化扎根。
文編／林木材（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Banner設計／Yu H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