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編／林木材（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策展人）　Banner設計／唐唐

在廖克發導演回望馬來西亞在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的紀錄片《還有一些樹》中，他引用了一句古諺：「斧頭所遺忘的，樹木會記得」（What the axe forget, the tree remember），說明了這個以種族為名的暴力和歧視事件，即使被政府所禁止談論，曾發生的記憶與經驗，仍存在於當事者的心中，紀錄片於是成為一種對歷史的挖掘與見證。

面對許多當代歷史，「記錄」因此成為紀錄片中最基本、但同時也是最激進的一種功能。記錄與紀錄意味著保衛記憶，使之可以傳遞下去；相對於以國家或集體出發的「大歷史／大敘事」，紀錄片常從個人角度講述那些被忽略、又極其重要的小歷史。

從人民角度，曾拍下智利許多深刻歷史與社會議題的國寶級導演帕里西歐．古茲曼（Patricio Guzmán），不只曾說出名言「一個國家沒有紀錄片，就像一個家庭沒有相簿」，他也藉著作品道出：「沒有記憶的人，無論身處何處都不存在」。

或許，我們也可以說，歷史其實來自於紀錄，像是李建成導演耗費多年完成的《再會啦 白宮》，挖掘在1960年代建築於雲林水林鄉小鎮，被稱為「美國白宮」的白色建築裡的秘密，透過採訪受僱於美國軍方而在站內工作的台灣人與爬梳史料，娓娓道出台灣在美援時期，一段被世人遺忘的故事。

而在歷史的轉捩點時刻，紀錄片往往也扮演著重要角色。

以調查報導聞名的李惠仁導演，親身經歷了因「中共」的威脅，而自我噤聲的台灣與香港社會，他將「共」反過來寫成為了「并」，以一種抽絲剝繭的方式，爬梳和調查台港諸多事件（包括香港的雨傘運動）及背後的結構性原因，剖析出言論自由與新聞自由喪失的原因，以及政治對台港社會的潛在威脅，以第一人稱的敘事完成《并：控制》，如今三年過去，紀錄片就像是一種見證式預言，台港的政治變化亦令人唏噓。

傅榆導演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跟拍一位反抗中國的台灣學運明星，一個喜愛台灣的當紅中國學生，並在過程中也讓自己加入，成為三方對話。在經歷2014年的太陽花運動後，各自從接近成功的巔峰，逐漸墜入失望的谷底，曾經的理想也變得茫然；江偉華導演的《街頭》從野草莓運動開始，即開始拍攝一群對社會有許多訴求的年輕人，直到2014年，他們從佔領的立法院中走出來，在太陽花運動的第六個夜晚，與數千名群眾翻進了行政院，試圖升高對抗強度，但等待他們的是警棍、盾牌與鎮暴水車，拍出一個年輕人通過失敗、選擇、確認自我樣貌的故事。

張弘榤導演則將鏡頭聚焦在台灣同志平權運動的代表人物祁家威，以傳記式的視角，追尋他作為台灣首位公開出櫃的男同志不斷挑戰社會價值觀，到2017年同志婚姻合法化的變化，片名《黎明到來的那一天》也暗示了這條漫漫長路的辛苦與堅持。

因為記錄，所以不忘，不該忘，不會忘，也不能忘。記錄其實是拒絕遺忘的具體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