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專文
前言
2019年陳品蓉以《剩人》入選第十二屆「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創作專案」，原訂2020年臺北首演之後會迎來後續的中南部巡演，卻不巧碰上COVID-19衝擊臺灣的浪潮，首演被迫改為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三場內部呈現，搭配公視表演廳的影像紀錄。接著2021年品蓉訂好檔期，準備在水源劇場重演，誰知疫情急速升溫，全臺進入三級警戒，臺北封城，重演計畫被迫改為線上版的《剩人在線》。直到2022年疫情漸緩，才終於在水源劇場順利重製，融合了實驗劇場版與線上版的內容，成為新版《剩人》。
三年間，《剩人》歷經了其他劇場作品難以經歷的三次巨大時空異動，長出獨特的作品生命週期。這趟奇幻旅程想必為品蓉帶來了不小的生命震盪，也必然讓她有諸多學習與感觸，進而影響她面對劇場創作的態度。但當筆者（桂尚琳）代表國藝會接觸品蓉想聊聊這次訪談的內容，品蓉的第一反應卻是：「我得老實說，我覺得好空，好像無話可說」。
這個回答激起了筆者內心好奇，在經過一通長長的電話釐清品蓉的內在思量之後，最終筆者和品蓉共坐在她位於大稻埕的工作室內，準備一探這些年她工作《剩人》的心路歷程及其後續對她的影響。而訪談的一開始，就從品蓉的「無話可說」切入。
失語的空
手握著一杯沏好的茶，品蓉緩緩開口解釋，這個「無話可說」的其中一個原因是，創作者受訪通常是因為作品要演出，所以訪問的目的很明確，就是聊作品。但《剩人》做完三個版本之後，目前並無再演規劃，作為主創，在這種情況下試圖談論作品，品蓉擔心自己說的話會溢出作品內容太多，顯得發散。「我一直都覺得導演與其說是一個創作者，更像一個直接的觀眾，而且是最了解這個作品的觀眾。所以我可以從觀眾的角度去回應，這個作品跟團隊可能經歷了什麼，但是很難說，因此我長成了一個怎麼樣的人。」
另一方面，這個無話可說也直接與品蓉做《剩人》這三年間的所有經歷有關。在平安做完水源劇場版的《剩人》之後，品蓉內在感受到一股巨大的「空」，這個「空」之感，很像是一個懼怕打針的孩子來到診所，從排隊一直到坐在醫生面前，看著針頭刺進自己的身體。針扎進去只是短短一瞬的事，也並不真的那麼疼痛，但這個孩子卻花了比打針更長的時間來對抗打針這個概念，內在也經歷到了比實際的痛楚更加巨大的疼痛。打針前的劇烈緊繃，與打針後的鬆弛，在很短的時間之內撞擊於這個孩子的身體裡，讓他不知道該如何描述自己的感受，雖然腦袋裡有很多聲音，張開嘴之後卻說不出話來。品蓉說：「我對（這些年之間）發生過的事情無從定義，卻同時因為完成了這些事情而覺得安全。因為該做的事情都做完了。」但是做完了，然後呢？這個問句背後隱藏著的，對自我更深層的叩問，將品蓉吸進了內在思索的黑洞，當還沒辦法整理好答案，黑洞內還是一片混沌的時刻，也只能將這股無以名狀的感受以「空」之名來代稱了。
但是當品蓉透過這次的訪問，從對自我深層的叩問中暫停，回過頭來爬梳這三年走過的路、做過的事，那股「空」帶來的混沌，竟也隨著《剩人》的成長脈絡，一點一點變得清晰。
一波三折的朝聖（剩）者之路
一、剩人之初
《剩人》的創作始於2019年，內容以資本主義浪潮沖刷當代社會的現況為基底，建構出六個常見於臺灣各個角落，卻很容易被忽略的角色，勾勒他們為了找工作所遭遇到的經歷，以及內心的思維和情感。這六個角色分別是：退休後找不到生命重心的中老年男子、在美甲店工作的越南太太、國外留學回來想在臺灣就業的年輕男性、過著日復一日上班族生活的小資女、以及一名過氣的酒店女公關。演出的風格則橫跨戲劇、聲音、物件、音樂、舞蹈，是一個內容相當多元的作品。
2020年《剩人》在實驗劇場，面對疫情二級無法巡演，只能以五十三分鐘的公視表演廳版本與觀眾見面。緊接著劇組定下了2021年水源劇場的檔期準備再製，但計畫趕不上變化，COVID-19疫情升為三級，劇場全面關門，所有演出全都被迫取消延期。
2020年《剩人》在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圖片提供：陳品蓉）
「那段時間，劇場人全都困頓又焦慮，大家關在家裡沒有工作，等著領紓困金跟劇場開門，等『back to normal』。我當時有一種心態就是我跟你拼了，一直在想突圍，難道劇場不開門我們只能坐等嗎？」品蓉說：「當時我入戲很深，每天晚上睡不著的時候，我覺得戲裡面這些角色遇到疫情一定也很苦悶，我不想停下腳步，一直在想怎麼突破劇場現場性的限制，那因為當時大家都是透過線上會議碰面的，我覺得這個形式其實就反映了當下的真實。」於是整個劇組開始討論將《剩人》做成線上版本，這也成為了《剩人在線》的起點。
二、走出劇場 走入線上
在《剩人在線》中，品蓉與劇組一邊大玩虛實交錯的手法，一邊極力開發線上通訊軟體作為劇場作品呈現媒介的可能性。故事的架構是這樣的：觀眾在一名空姐的引導下，搭乘一台目的地為「back to normal」的班機，在七天的航線中去到七個不同的空間（演員真實的居住環境），看看這些空間裡的人正在經歷什麼，七天後，班機將會在back to normal的結局中降落。每天的航程會揭露一個不同的地點，例如第四天的時候，觀眾被分組送進不同的會議間看那裡面的演員表演，若想換房間，只要按下通訊軟體中的舉手標示，劇組就會提供協助；第六天的時候，全體演員會在線上將《剩人》的故事演過一遍；第七天的時候，演出會迎來back to normal的結局，而演員們趁著空姐跟觀眾對話，從自己的住家奔到戶外，在大街上架好鏡頭，並在鏡頭前跳舞。最終，隨著演員們跨螢幕共舞的影像，交雜他們實際在大稻埕廣場跳舞的預錄畫面，飛機降落抵達目的地。整個過程觀眾就像坐飛機一樣，可以幫自己準備一杯喜歡的飲品，一點愛吃的點心，手抱自己的寵物，經歷兩個半小時左右的奇幻航程。
2021年《剩人在線》。（圖片提供：陳品蓉）
不同於《剩人》第一版，演員們在《剩人在線》中扮演的就是自己，也就是一群在疫情中失業的演員，過程中時不時需要扮演他們在《剩人》裡的角色。有趣的是，國外留學生的這個角色被設定在疫情期間飛往海外避難，直接消失在原本的剩人行列，加入一位導演的角色，不是品蓉來扮演，而是讓演員來詮釋。這個導演偶爾會要求演員做一些不可理喻的行為，比如要求越南移工秋紅跨螢幕演出替酒店公關Kiki修指甲等，既幽默荒謬又諷刺了線上演出的侷限性。
七個演員、七個不同的地點、十四個攝影鏡頭及十四個麥克風，如此花樣盡出的線上演出，背後需要的是龐大的技術以及各種成本，可以想見劇組在過程中一定經歷了很多辛苦。為了紀錄這一切點滴，品蓉特地在正式演出之外多加了一個攝影場，錄製了整個演出過程，最後這些素材連同其他工作紀錄，被剪輯成了一支紀錄片。
耗盡巨大的心力做完《剩人在線》，疫情漸漸平息下來，世界真的「back to normal」回到正常，此時品蓉突然意識到，這個作品在觀眾視角的定位上，似乎跟打開Netflix看部電影沒什麼兩樣，她最在意的「現場性」從本質上來看，是否真的可以透過影像來傳遞？而這樣耗費心力做完的《剩人在線》，在疫情平息後的世界中會怎麼被定義？它究竟是劇場作品還是影像作品？還沒替這些問題找到答案，2022年率先抵達，世界繼續滾動回疫情前的軌道，《剩人》於是也跟著這股潮流繼續滾動。
三、重返劇場
2022年，品蓉帶著《剩人》重返水源劇場。經過《剩人在線》的再次創作，水源劇場版保留了空姐的角色，但有別於《剩人在線》時她是唯一一位有職業的角色，在這次的《剩人》宇宙裡，她變成了因為長時間飛行，身心失調而遭到裁員的另一位「剩人」。
角色更動之外，這個版本比原來的劇場版本加入了一個新的畫面，畫面中，一塊布被吊起，所有剩人在一位角色的指揮下，抓起身邊的樂器吹奏，每個人用盡全身力氣發出聲音，像是在告訴世界「我在這裡」。談到這個新加的段落，品蓉解釋：「這個畫面用一句話來概括可以說是：『我面前這架鋼琴的痛我感受不到』。意思是，人如果要好好活著最好不要有太多同情心，因為如果我每天都要去感同身受別人的情緒跟想法，我根本沒時間處理自己的生存。我必須將面前這個人物化，將這個人的感受全部異化，從我體內排開，我才能夠活下去。那就會變成所有人都在發出噪音，整個世界震耳欲聾，大家都渴望有人聆聽。而這些剩人，這些格格不入者，終究會被淹沒在這一片噪音中。」
2022年《剩人》在水源劇場。（圖片提供：陳品蓉）
時隔兩年《剩人》再次進入劇場，儘管各場館的大門重新對外開啟，疫情卻尚未完全平息，仍不時耳聞各劇組因為有人確診，導致整場演出取消的新聞。在這人心惶惶的氛圍中，品蓉一開始相當緊繃焦慮，擔心命運又會朝《剩人》丟來一顆變化球，讓規劃好的行程再度泡湯。但後來卻突然領悟到，疫情似乎在教她學習人生無常的道理，當接受「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之後，便能漸漸放鬆心情，接受命運拋過來的任何可能。一旦轉換想法，一切人事物便在冥冥之中逐漸到位，《剩人》終於走出了疫情的黑暗隧道，在水源劇場迎來破繭成蝶的結果。
回憶完《剩人》的作品歷程，品蓉提到一個同時並行的事件：「剛開始做《剩人》的時候，我時常經過我家附近的工地大樓，大樓還在蓋，鋼筋都還外露著，我看到一個警衛坐在那裡，身邊只放著一盞冷冷的捕蚊燈。到了《剩人在線》期間，大樓內外裝完工了，嶄新的外牆昂顯示它即將成為一棟金融大樓，那時警衛也還在那裡。做完水源劇場的《剩人》之後，我又經過那裡，警衛不在了，我知道這裡即將要有衣著光鮮的人進來上班了。就在這樣一切一如往常的一天，警衛不在了。警衛去了哪裡？他一定是去了一個他該去的地方，但他曾經在夜色中一個人坐擁一整棟樓的這件事，就這樣淹沒在接下來每一個一如往常的一天，沒有人記得。」這個小事件好似宇宙在和品蓉對話，讓她在創作的過程中得以用作品映照現實，用現實反思作品。警衛的下落不得而知，但相信他應該是如《剩人》裡的角色一樣滾動著，在他的人生脈絡裡繼續他一如往常的每一天。
朝聖（剩）結束後的品蓉
演出結束之後，品蓉終於得以停下腳步休息，而也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深埋在心中的那份「空」散逸了出來，伴隨演出完之後的疲憊反芻，拉著品蓉進入內心的諸多思索，去看見她因為這個作品改變了什麼。
一、「我現在比較認命」
品蓉笑說，「我這個人原本是你跟我說認命，我一定回嘴說我不是走認命這個路線的。」但經過《剩人》這一遭，看著它原本應該在實驗劇場就劃下句點，卻因為疫情長出《剩人在線》這個版本，最後再整合回水源劇場的版本，從原本的五十三分鐘拉長到八十多分鐘，表演者的角色也不停重新組合切換，品蓉描述這個作品成為了有如代謝派建築物的有機體，哪裡有需求就在哪擴增，從出生開始就一再打破創作者本人為它規劃好成長途徑，這讓她在認命這件事的光譜上，更加靠近了另外一頭，「我現在不再去想是『我』要做什麼，我不過就是作品的載體，作品會自己去找到它想走的路徑。我會負責它最後的長相，可是過程中有太多因緣際會的發展其實與我無關。」
2022年《剩人》在水源劇場。（圖片提供：陳品蓉）
二、討論Aftermath（餘波／餘震）
這三年《剩人》的旅程也讓品蓉更清楚意識到自己相當關注社會的「aftermath」（餘波／餘震）。《剩人》本就在討論資本主義的浪潮之下，人類是如何需要在工作與成就中尋找自我價值。在COVID-19疫情來襲之後，這個「aftermath」竟然魔幻寫實一般地發酵到作品之外的現實世界，角色跟扮演角色的演員們落入了同樣的困境，全都必須在疫情帶來的巨變中找尋一線生機。
在資本主義與疫情衝擊之外，品蓉也提到華特‧班雅明（Walter Benjamin Essais）「靈光消逝」所帶來的衝擊。十八世紀工業革命後，生產線的概念蔓延到社會各個階層，為這個世界帶來大量的複製品，小至超市架上的罐頭食品，大到社會上每一種職業所需要的人力，沒有什麼東西是不能被取代的，也沒有哪個人是不能被取代的。
回扣到《剩人》的創作歷程，當扮演角色的演員，跟劇中的角色們同樣害怕疫情會讓劇場的現場性消失，進而讓劇場走入歷史，自己將成為被時代淘汰掉的「剩人」，這樣的巧合發生時，品蓉清楚認知到，自己對創作的熱情，正是去探索人類如何面對社會劇變帶來的衝擊。在靈光消逝的年代裡，人類的剩餘價值是什麼？又怎麼去抵抗、接受，或玩味這樣的命運？
現在如何思考創作？
做完《剩人》之後，品蓉陸續有作品產出，從2021年綠島人權藝術季的《如願已償》、2022年擔任TIFA《神話學II：人造地獄》的編劇，2023年受到臺中國家歌劇院委託製作的《R&J and others》。若仔細觀察幾個作品的內核，不難發現，品蓉已經一點一滴確立自己在表演藝術作品中擅長切入的視角。當被問到是什麼讓品蓉越來越清楚自己的創作風格，品蓉認為新人新視野是一個關鍵。
2019年第十二屆「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創作專案」創作者——陳品蓉。（圖片提供：陳品蓉）
新人新視野帶來的影響
品蓉說道：「這個世界上有各種各樣的創作者，每個創作者成長的途徑都不一樣。有的人可能從一開始就很清楚自己要什麼，有的人則需要花時間去摸索，從過程中慢慢挖掘自己的可能性。我很感謝新人新視野這整個過程從來都不對創作者設限，這個讓創作者自由去嘗試的過程還蠻重要的。我覺得創作者們一開始就像是神奇寶貝走在路上，不知道自己是哪個界門綱目科屬種，是可達鴨還是水箭龜，直到透過長時間，經過一個兩個三個作品的捉摸之後，才會慢慢抓到自己的創作質感，明白自己可能是屬於哪個類別。我很幸運，光是《剩人》一個作品就磨了三次，一個作品就能讓我不斷探索自己是個什麼樣的創作者。」
另外一個新人新視野讓品蓉很感謝的，是他們提供的反饋機制。製作單位會邀請評論人來看演出並撰寫評論，雖然不一定就代表普羅觀眾的想法，卻是一個能讓創作者從不同視角審視作品的機會，也能更加幫助創作者認清自己的創作風格。
再來，新人新視野讓品蓉成長甚多的，就是作品必須面對市場的考驗。以前在學校裡只需要把導演顧好、演出內容做好，可是在新人新視野的平台上，這兩件事只是作品的一環，在產出內容的同時，必須兼顧預算與行銷，以及票房收入三者間的平衡。
談到預算，品蓉回憶在北藝大時期，預算兩個字很少是一個顧慮：「一個劇本有六個角色我就可能會請來十二個演員，而當時大家都是學生，為了熱情可以不計回報，反正今天我欠你人情，我就在你下一檔製作裡面還你。但是離開學校作戲，第一次實際看到預算表之後，才知道自己根本不知道米價，一個作品竟然動輒就是數十萬起跳。可是劇場作品就是必須仰賴一群人共同努力才有機會誕生，預算會很直接的決定這個作品能走到多遠，有時候東挪西湊做戲出來之後還不一定有人要買票，是一個回本機率極低，賺大錢機率更低的行業，這也使得大多數劇場創作者必須仰賴世界的善意來創作跟生存。所謂的善意除了政府補助之外，也包括從業者對於金錢回報的衡量方式，跟一般大眾不同。如果狀況是這樣還要做嗎？要做？好，那就是準備好，必須去爭取世界的善意。」
對創作環境的觀察
而上述對預算的學習，也讓品蓉觀察到臺灣表演藝術創作環境的特色：「這個島嶼的特色就是不設限，可能性很多，可以看到五花八門的藝術創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但相對的，就會產生創作能量難以聚合，資源僧多粥少的狀況。我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書寫者提到我們現在進入了所謂的『業餘時代』。身在業餘時代的創作者通常會有一個謀生的主業，端盤子的端盤子，賣咖啡的賣咖啡，當老師的當老師。但是當創作者必須操煩生計的時候，他究竟是會成為一個生命歷練豐厚的創作者，還是會被柴米油鹽醬醋茶犧牲了創作品質？答案註定因人而異。」
那麼，面對這樣的環境該如何自處？品蓉微笑說：「就會像金融大樓完工後，警衛消失了一樣吧。警衛去到了他該去的下一站，而該進來這棟大樓的人會進來。我就像這棟大樓裡的一顆小錢幣，從一個人的手裡去到另一個人的手裡，透過他們的視角去看見不同的生命故事，總之，一定會找到方法持續滾動下去的。」
《剩人》之後？
當問到對未來創作有什麼規劃時，品蓉悠緩答道：「《剩人》做完以後我一度覺得這可以是我創作的句點。但是當我重返劇場看戲和作戲，我覺得我還是好喜歡這個地方。我現在覺得，當創作要發生的時候，生命的流會自然而然帶你浮出水面，而我就是在水面上告訴其他人說『嘿，我在這裡』。而只要我繼續喜歡劇場，我的生命就會一再一再地帶我回到這個地方。」
也許就像《剩人》生於劇場，在疫情的逼迫下走出劇場，最後又回到劇場一樣，品蓉本人在劇場的朝聖者之路，無論遊歷到了何方，最終的目的地都會走回她最喜歡的，充滿無限可能的劇場。
2020年《剩人》在國家兩廳院實驗劇場。（圖片提供：陳品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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