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專文

國藝會「表演藝術新人新視野創作專案」開辦迄今十年，培育過不少創作者，對新銳表演藝術家來說，不僅是個相較完善的練功場，也是個很好的亮相機會。從作品發展的初期、中程到最後正式演出，主辦方除了給予製作經費的補助以外，也提供了包含行政統籌、場地申請、導師制度、技術整合等支援項目。這十年運作下來，此專案不斷試圖在創作需求及現實考量之間達到平衡，在執行面作了不少調整。即便如此，在規劃及作法上仍有諸多值得討論之處，有些問題可透過多方之間協調，有些處在模糊地帶，有些可能得再根本性地回溯到專案的方針來檢視。

劇場是時間和空間的藝術，因此空間對一齣展演來說極為重要，有時，空間就已預先決定了作品「視野」的廣度和深度。在所有環節中，當務之急就是先解決場地的問題。有了場地，至少演出地點就有著落。此專案在台北的演出場地，歷年來更換不少，從一開始的國家戲劇院實驗劇場、與藝穗節合作的文山劇場、松菸Lab實驗室，一直到最近的台灣戲曲中心多功能廳。這幾個場地相較之下，主辦方與創作者們皆認為，最能滿足此專案屬性和需求的，應該是實驗劇場，然礙於兩廳院的種種考量，無法再續前緣；戲曲中心的硬體條件雖好，但由於本身定位，所欲邀演的對象仍以傳統為底的創新作品為主，也難確認是否仍可持續合作；配合度最高的算是松菸Lab實驗室，但硬體設備較為不足，重新租借相關器材所耗費的製作成本相對提高了不少。整體看來，主辦方雖每年積極尋求場地，但幾年下來，仍難與固定場館發展岀定期的合作模式，遑論可與一個長期合作之場館研擬出一套特屬於此專案的深入企劃，甚為可惜。

2013年第六屆新人新視野首次與台北藝穗節合作。

此外，近年來獲選此專案補助的作品，須進行北、中、南三地巡迴演出。此舉本是美意，也看似成就了「多贏」的局面：拓展了創作者及其作品的能見度，也讓展演深耕各地，達到推廣表演藝術之效。只不過，同樣又回到了場地問題，由於實際有的或願意配合的場館有限，使得巡演場館的規格和屬性難以統一，有時是黑盒子劇場，有時是鏡框式舞台，所以有可能造成一種奇特而矛盾的「實驗」——本來該放在黑盒子演出的作品，卻被放進了鏡框式舞台。當然，退一步思考，這樣可讓演出適應不同舞台、表演者體會不同場域，也訓練創作者因地制宜的變通能力。但，也值得進一步反思的是，每個作品都有自己呼吸和節奏的方式，都有自己適合屬性的空間，這些看似無關緊要、可有可無的環節，事實上都是就廣義敘事來說的要點。當台灣處處催生看似能廣納各種展演卻生成各種侷限的「多功能展演廳」，專案應避免讓原本巡演的美意，變成打造出一個期望適合各種場地的「多功能作品」。因此，我建議主辦方應該統合巡演場館的屬性。

更為難解的，是觀眾席的問題，關乎的是內部空間彈性規劃。就近幾年專案補助的演出來看，不難發現一個現象，就是絕大部份的作品都採單面式舞台，形成一種觀演絕然二分、調度缺乏多樣的情況。成因有很多種可能性，有的是作品就需要單面式舞台，有的是創作者在形式考量上沒想這麼多，有的是單一場地的限制，還有的是避免追加預算而不得不作出的妥協。在同一天聯演之下，獲選的多齣作品必須共用同一組觀眾席，若是某組在觀眾席調度上有不同於其他組的思考，整體預算勢必就得追加或得自行負擔，這不免使一些創作者在討論過程、發展階段甚至企劃提案的時候，就已先自我審查和自我設限。

2016年第九屆新人新視野張可揚之作品《從前從前，那裡有座國立編譯館》，以舞蹈為媒材，反諷台灣教育體系的教條化現象。

面對這樣的限制，主辦方並非完全沒提出因應的調整方案。2013年，由於兩廳院不再參與執行此專案，於是有了和台北藝穗節合作的機會，但不巧的是，該年的創作者因為作品需求緣故，仍選擇在文山劇場等正規場館演出，並沒有選擇藝穗節裡諸多形形色色的場地，可能的原因有很多，例如場地雖然多元但剛好皆不合製作內容需求、藝穗節行政程序細節繁瑣等。即使單面式舞台，也仍有創作者做了些許變通，在技術統籌的協助之下，結合現場環境當作背景。的確，靈活運用現場空間與否，考驗著創作者的調度能力。的確，有限有時不見得是侷限，創作者在限制下能讓想法轉彎，有時能激盪出更有趣的創意。也的確，學習衡量預算成本、時間成本以及各種決策之下的利弊得失，學習去跟現實面相處，對於一位「新人」來說，也是成長訓練的過程。

不過，難以將觀眾席變更成雙面、三面、四面是事實，難以支撐「沉浸式劇場」（immersive theatre）或者無觀眾席類型的演出是事實，進而影響到了作品的觀看視角、敘事方法及現場能量也是事實。定型於單面式舞台思考，會直接影響到新人們在作品中對於新視野的實踐，不見得是現階段的事實，但若此專案有幸延續個十年、二十年，未來必然成為限縮新視野的危機。是否要限制，要多少限制，還是不要限制，這是個問題。要找到一個預算、場地、創作都面面俱到、完全平衡的方法也確實不易。關於這部分，或許可再深入討論不同應變方案，例如同一組設計人員、三戲分開演出、改變策展模式等，都不無不可，不妨把展演形式的光譜拉大，先替創作者設想多種可能性。因為，形式開放，不斷破格，必然是接下來的主流趨勢。

形式上的創新、前衛不表示作品一定有遠見、有新視野，缺乏實質內在的創新也僅僅只是徒有虛表、消費形式罷了。就我觀察了前幾屆新人新視野的經驗來看，部分作品常因偏重形式上的巧思，而流失了內容上的實質。爾後，我有幸擔任新人新視野專案觀察員的期間，有了近身與兩組創作者們對談的機會，面談的內容不只是側寫紀錄排練過程，也提供了他們一個可以對話的聲音，與他人也與自我溝通，同時藉此讓他們有了整理自己創作脈絡的機會，從中獲得靈感、刺激想法。這讓我進一步地確認到，這些創作者們在發展作品的過程當中，其實有著期望對話的強烈需求。

因應這樣的需求，主辦方提供了可以尋找「導師」這樣的選項，也就是創作顧問，並沒有身份上的限制，不限老師或同儕，可以是團隊裡的一份子，也可以從外面尋找，或者不見得需要，全由創作者自行決定。不過，「導師」一詞，聽起來不但像是官方委派的督導，且隱含著一種位階關係的存在。與之相較，我更想倡議的是「戲劇顧問」（dramaturg）的重要性。有別於一般較為被動參與的顧問職，戲劇顧問在一齣不論是戲劇或舞蹈的展演中，扮演著像是軍師或分析師的角色，除了將評論的角度帶入創作過程之外，更就內容層次、敘事結構或美學策略上提出建議、找出辯證和形成對話，以旁觀的立場提供導演或編舞一個修正的聲音，避免創作者陷入盲點、作品溺於形式。近年來，國內諸多場館也開始促成了創作者與戲劇顧問的合作機會，例如，我曾擔任兩廳院駐館計畫簡莉穎《叛徒馬密可能的回憶錄》的劇本顧問，以及正擔任台中歌劇院駐館計畫王靖惇《七年級錄》的戲劇顧問。由創作者自行決定人選是一種方式，但由主辦方建議人選，再讓創作者來選擇，或許也是可行的方案。曾獲選新人新視野專案的編舞家葉名樺，分享到她之前作品《寂靜敲門》獲選松菸Lab新主藝，及後來在北師美術館的展演，都是由場館先推薦顧問名單供她參考，最後分別選了高俊宏、鄧富權擔任顧問，雖先前都未曾與這幾位顧問合作過，但經過幾次相互磨合之後，反而為其作品注入了有別以往創作思維的養分和活力。

2017年第十屆高詠婕之作品《高明的前戲》，從「前戲」展開延伸思考，期許塑造出不受規訓的獨立身體語彙，以較為直覺及畫面性的舞蹈劇場，戲謔表現人性的殘酷與內在的矛盾，透過作品反觀自己的生命歷程。

創作者們在獲得補助後，一邊發展作品，一邊得為了帶動票房，由主辦方安排之下，到各院校巡迴宣傳分享。幾年下來，在行銷宣傳上的確有相當不錯的成效，緩解了票房的壓力，不但有時一票難求，補貼了製作預算缺口，長遠規劃下來，也讓票房有了基本盤。不過，創作者常遇到的問題是：作品在「新人新視野」過後，下一步應該怎麼走？為了進一步協助拓展獲選作品的能見度，主辦方不僅會邀請國內表演藝術相關人士觀賞演出，也會試著找機會邀請剛好在台有活動的國際策展人蒞臨。不論是就演出條件和活動性質來看，此專案所呈現出來的作品大多是仍在發展中的「階段性創作」（work in progress），不見得夠純熟到能被邀演，或許主辦方可以藉由一些非正式、非官方的輕鬆交流，如演後酒會等，促成入選創作者們能有與策展人、評論人或其他藝術家主動、直接對話的機會，許多藝術節都有提供這樣的平台，進而催生了許多未知的合作機緣。專案的尾聲，除了補助結案報告，主辦方是否也能針對入選創作者的作品，提供建議和諮詢，不論是關於展演成果、內容發展方向，或者適合個別作品下一步機會的平台，包括展覽、比賽、藝術節、駐村及各類工作坊的徵件等，給予這些方才萌芽的作品一些繼續成長的期待。

2012第五屆新人新視野張堅豪之作品《合體》，從個人獨舞《下一個身體》出發，與兩個弟弟以紮實的舞蹈訓練，用兄弟間獨有默契共同創作出這支三人舞。

最後，雖然此專案提供了相當好的平台，過程中也給予了不少支援，包括關於經費、技術、行政、場地上的統籌，但仍不得不將「新人新視野」回到基本核心來思考：重點是要培養協調力強、適合生存的「新人」，還是要著重作品的「新視野」？兩者看似並不互相矛盾，但若因面臨問題而得做出實際決策的時候，究竟該倒／導向這天平兩端的哪一端才好？若有兩難出現之際，是期許創作者有處處妥協的能力，還是傾向守住作品的核心和原貌？這本身是個難解之題，創作者有創作者的考量，統籌方也有統籌方的難處，有限資源與無限創意之間沒有絕對的狀態，妥協與過度妥協的分際也難以拿捏。然而，新人很多，但不論新人或舊人，產出有新視野的作品卻很少，少而珍貴。在台灣不斷企尋好作品、好劇本、軟實力的同時，或許能多回歸作品實質來思考，或許能多騰一些協商空間給創作，或許能稍稍轉換策展模式，或許能以「委託創作」的思維來定位，讓作品的新視野能更獨立而完整地成型，同時讓這新視野背後的新人能被看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