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臺灣人的身分認同危機幾乎已經成為老生常談，臺灣社會對於自己的國家認同進行民意調查的頻率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都要高。臺灣作家有關認同的作品解開這個老問題，呈現認同形成於與外界接觸的邊境，這可以從他們自己的個人歷史和作品裡角色的生活中看出來。事實上，長期以來，臺灣社會的主體性一直是在國際空間裡和跨國角色中共同形塑的，而文學是其敘述的一個主要方式。

因此，不管成為臺灣人是什麼意義，許多國內外著名的臺灣作家（國內以曾獲全國重要文學獎項、國際上有精湛的翻譯為指標）都特別關注身為∕成為臺灣人這樣的身分所必須經歷的去邊界化（de-bordering）和再邊境化（re-bordering）的議題。本文基於個人訪談和閱讀他們獲獎作品，討論四位臺灣作家這樣的體認，分別是：夏曼·藍波安、廖鴻基、高翊峰與賴香吟。

一、夏曼·藍波安

首先介紹夏曼·藍波安。他是臺灣目前最知名的原住民海洋作家，自1990年代以來，有十五本以上的著作已被翻譯成日語、法語，並即將有英語版問世。夏曼·藍波安的作品涵蓋多種類型，從散文、口傳神話故事，到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而他所有的創作都呈現原住民達悟文化與海洋的關聯。另一方面，夏曼·藍波安的作品都充滿對自己歸屬感的模糊和矛盾。就像臺灣所有其他的文化產出一樣，夏曼·藍波安的創作始終都是還在進行中的工作，表達自我發展的歷程。這是一個關注外來因素在自我形成中扮演角色的創作，或者，與我將在這篇文章中提及的其他作家不同，他的觀點圍繞著原住民徹底異質性的念頭。

就像臺灣許多其他原住民作家和社會運動者一樣，夏曼·藍波安在找到回家的路之前走了一條迂迴的路。他在國內城市和海洋跨國空間中的遊歷，為他提供了實證和觀念的資源，來描述他（重新）回歸為「達悟人」的儀式。夏曼·藍波安年輕時在臺北唸書並從事體力勞動，在臺灣本土度過了二十多年後，他遊歷了太平洋南島地區許多地方，最終決定返回家鄉，重新學習、重新創造，並重現祖先的生活實踐。夏曼·藍波安的書籍記錄了他在海上的旅程和家鄉的生活，而他在往目標進展時遇到的挑戰，則常常出現在跨國性的相遇。

邱貴芬曾簡要地指出夏曼·藍波安的寫作核心是一個「戲劇化回鄉之旅的過程」。然而，正如她所洞悉，這是一個無法完成的過程：就算有時可以跨越門檻，但門卻無法關閉。根據德希達的視角，邱貴芬觀察到：「矛盾的是，夏曼·藍波安寫作中的『回家』把他變成一個優柔寡斷的形象，他的寫作成為身分分裂之處。因為儘管夏曼·藍波安自我定位為部落文化的守護者和翻譯者，但對他所強調努力成為達悟人的掙扎卻正好突顯他還不是一個達悟人。」

在夏曼·藍波安的寫作中，甚至更多在他的自我口語表述中，夏曼·藍波安擺出了一種激進的異質性和抵抗姿態，例如我們在2023年十月的那次會面。獲得國藝會補助的《大海浮夢》從開頭就否定了他的老師們強加給他的地理意識形態，然而這些老師們會透過國家考試處罰那些不同意夕陽落在山後的學生。對夏曼·藍波安和他蘭嶼同鄉來說，這是一個陌生而令人困惑的地理概念。他的成長小說《大海之眼》同樣以與漢人對立來開頭，這一次他不僅是與漢人當局和老師對立，還有西方天主教傳教士。夏曼·藍波安暗示他們是殖民的孿生力量。

 
夏曼·藍波安《大海浮夢》（臺北：聯經出版，2014）

夏曼·藍波安在引用最近由布魯諾·拉圖共同策展的北美館展覽「你我不住在同一星球上」時強調了這觀點。他堅稱，達悟人、臺灣人，以及其他所有人，無論是哪一種，都不在同一個世界上。對於夏曼·藍波安而言，達悟人與臺灣人甚至不在同一片海洋，後者是「陸地」民族。如他在《大海之眼》的結尾所寫：「我島嶼以西的地方，島嶼很大，是陸地民族，書寫陸地人的故事。原來我們的海洋不一樣。我們的海洋沒有『國界』，我島嶼以西的海洋，是國家圍欄的海域。」

為了證明這點，夏曼·藍波安採用了一種海洋認識論來說明這種根本不同的本體論。在這種認識論中，魚和樹是老師。或許令人關注的是，這樣的主張本身引用的歐美學術脈絡與人類學中的「本體論轉向」一致，且這一轉向是由美洲印第安原住民學者所倡導的。夏曼·藍波安讚嘆這些原住民的傳統知識，他推測這些知識遠超過他和他族人的知識。同時，身為一位創作和推廣眾多出版而打造出獨特個性的作家，夏曼·藍波安靈活呈現他究竟屬於自己人還是外人。他告訴我，在前往中國的旅行時，如果被介紹為同胞，他就會起身站著但微笑不語。當他參觀北歐時，有時會自稱是天主教徒以獲得更熱情的歡迎。他將自己所宣稱的靈魂信仰，以及貫穿好幾本書提到他對童年時那些自以為是的傳道者未化解的怨恨拋在腦後。

夏曼·藍波安不認為自己的作品是純文學。他稱其為海洋文學或太平洋文學，最後如《大海之眼》的結尾概括稱之為「海洋殖民島嶼文學」，因為他「以達悟語思索，翻譯成漢字來創作，同時我的精神，我的肉體，我的知識是海洋養育的」。但如他親口所說，終就是「夏曼·藍波安文學」。然而，即使是這個同名風格也可能被即將到來的更名所取代：根據達悟族的傳統，當他的兒子和兒媳給他帶來一個孫子時，他很可能會在不久的將來將他的法定名字從夏曼改為Syapen（祖父，無論孩子叫什麼名字）。（開個玩笑，我問他這樣一來我與臺灣文學館合作他的作品《大海之眼》進行翻譯出版時需要換新合約，並設計不同的封面。為了不擾亂他的國際市場，他只是眨了眨眼，說如果有需要，我們可以在腳註中提到他的新名字。）

夏曼·藍波安《大海之眼》（臺北：INK印刻文學出版，2018）

夏曼·藍波安的學術訓練是他與異國的一次相遇：他在淡江大學修讀法國文學，並在國立清華大學攻讀人類學。根據他的說法，選擇法文系並不是經過深思熟慮的決定，而是像買彩券簽號碼一樣無意識的選擇，因為當時這個主修比其他許多科系容易考入。事實上，早期的原住民保送制度，他們是不必參加聯考的，但夏曼·藍波安拒絕了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或高雄師範大學的機會，理由是這些學校是意識形態灌輸中心，將迫使他變「乖」、馴服，最後摧毀他的精神。如果夏曼·藍波安當時接受保送，他永遠不會成為作家，也不會創造出他現在擁有的不凡人生（2023年秋天我們有機會在臺北共進晚餐，是因為他正在臺北談電影改編他書籍的授權，同時準備在亞利桑那州立大學的國際研討會上發表專題演講，並考慮在一位知名政治人物的活動上露臉）。所有這些成就都來自於他日常寫作的累積，以及臺灣政府機構或私人基金會的肯定與贊助（這些機構本身受到內部身分認同和異質性能量所推動，而夏曼·藍波安既對其提出質疑，也加以利用）。夏曼·藍波安的成功助力也來自於他深度參與南島世界。根據《大海之眼》的結尾，他前往太平洋拉羅湯加島的旅行讓他看到了一幅以太平洋為中心的地圖，最終讓他體認他真正的家國是海洋。從這個角度理解，這位作家對自我的穩定感知以及其實質歸屬的打造，必然形成於異地的冒險。

二、廖鴻基

接下來談廖鴻基。廖鴻基曾是一名漁夫，也在海中找到了他的家。然而他與夏曼·藍波安是截然不同的海洋作家，也許由於他的客家背景，其對文化異質性的關注較少。廖鴻基來自花蓮，在曾短暫涉足當地政治之後，他成為非常多產的作家。廖鴻基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已出版了超過二十五部作品，其中大部分是記錄他在海上或海岸旅程的散文集，從他早期備受讚譽的「海洋四部曲」第一部作品《討海人》（1996）開始，到他最近的小說《最後的海上獵人》。除了海洋作家的身分，廖鴻基還是一位經驗豐富的鯨魚追蹤者，也是提升民眾海洋生態意識的關鍵人物。幾十年來，廖鴻基一直在臺灣太平洋沿岸記錄各種鯨類物種，並於1996年組織了臺灣鯨類調查小組。1998年，他創辦了黑潮基金會和2020年的花蓮福爾摩沙協會，還與電影製片人和攝影師合作製作了一部生態紀錄片《男人與他的海》（2020年）。廖鴻基的倡導工作樹立了楷模，他個人推動的事務都超越文字並付諸實際行動。

廖鴻基《最後的海上獵人》（臺北：聯經出版，2022）

廖鴻基扎根於花蓮的家鄉，除了到東加和夏威夷等其他以海洋為基礎的地方分享他的工作之外，幾乎沒有花太多時間在國外。對一些作家來說，海洋可能顯得陌生，但對廖鴻基來說，海洋比陸地更像家。然而，他短暫的海外生活和旅行經歷卻讓他更加接近這種液態家鄉的感覺。幾十年前，廖鴻基在印尼吉利馬奴克的養蝦場工作，那裡乾淨透明的水域讓他升起對臺灣生態復原的希望。前往東加並看到當地人如何管理與海豚相遇的旅遊，同樣讓他放鬆了先前類似活動可能對臺灣鯨豚造成傷害的擔憂。前往高度城市化的新加坡，在各級學校演講，讓他明白一個比臺灣更小的島國可能與其海洋環境更加隔絕。儘管如此，廖鴻基的海洋旅程主要還是他探索臺灣的一部分。如果他希望自己的作品被外國讀者讀到的，那就是他們欣賞到臺灣擁有「世界一流的海洋」，並且可以來這裡親身體驗。

三、高翊峰

高翊峰的文學創作與廖鴻基迥然不同。對於高翊峰來說，「外來的」因素影響了他的文學創作，因為這些因素不僅鞏固了他對臺灣特質的感受，也促使他將臺灣轉型之際所發生的微小事件融入作品之中。對於高翊峰來說，對外國的感知從他在中國生活期間最為強烈，多年來在臺灣的中華民國教育體制下學習，導致他相信中國是臺灣的文化起源。然而，作為一個在苗栗縣成長的客家人，直到上小學才學會中文，他已經對臺灣的文化多樣性和界限有了一定的認識。這種認識在臺灣境內就已經對國家的同質性或純淨性感到懷疑。

高翊峰在海外重要的時期是在北京度過的，他由一家總部位於香港的媒體集團聘請，在那裡擔任《Maxim》雜誌的總編輯。他告訴我，在那裡他有一種外國人的感覺，在他被教導是自己文化母國的地方成為了外籍人士。這凸顯他的臺灣身分，使他在日後致力於將其融入他的幻想小說中。

《泡沫戰爭》出版於2014年，描述在一個住宅社區中兒童因為成人管理社區基本需求的方式不當而推翻他們，自己接管社區治理。這本書明顯地向經典致敬，如J. G. Ballard的作品和威廉．高汀的《蒼蠅王》，事實上，主角的名字高丁就是高汀的諧音。然而，高翊峰將自己的小說解釋為深深植根於臺灣歷次政治改革的成果，這些改革都是由年輕人帶領的，這是他在北京生活後才開始真正體認的成就。

高翊峰《泡沫戰爭》（臺北：寶瓶文化出版，2014）

《泡沫戰爭》出版時，正值大學生佔領立法院，隨後被稱為太陽花學運。這是反對與中國簽訂貿易協定的抗議活動，許多人擔心該法案將侵蝕臺灣的自主性。（其實我也參與了這個運動，起初是身為對中國和臺灣關係進行研究的研究生，後來為多家媒體撰寫相關文章）。高翊峰以及《泡沫戰爭》的導言作者、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教授陳芳明都認為，這本在幾年前創作的小說不知何故預言了當時的政治時刻。高翊峰是否看到了未來不是重點，而是回顧過去，他在中國的經歷推動了他，不是去預見後來臺灣內部與北京政權勾結的結果在國內爆發抗爭，而是促使他更欽佩臺灣青年的革命精神。

四、賴香吟

最後，在這個研究的四位作者中，賴香吟在海外度過的時間最長。這使得她的獲獎中篇小說三部曲《白色畫像》在描繪臺灣白色恐怖時期的日常生活時所展現的歷史深度和細節描述更加突出。事實上，賴香吟明確地將她對這些細節的關注，以及不起眼的日常經驗，歸因於她在海外的時光。在日本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她遇到的日本學者所呈現臺灣和中國歷史比她在中華民國的臺灣認識的「自由中國」更加真實。

賴香吟《白色畫像》（臺北：印刻出版，2022）

《白色畫像》中的三位主要角色有兩位透過與外來者的相遇而意識到自己的臺灣身分。對於教師清治來說，這是在接觸到聖經、孫中山奇特中西合璧的三民主義，以及海明威的《老人與海》時。對於來自艋舺的歌手兼翻譯凱西來說，自由是當她漫步在佈滿共產主義意象的巴黎街道上時所感受到的，當她聽到東京大學也被抗議者佔領時，這種情緒擴散並倍增。

正如賴香吟在我們的訪談中觀察到的，「人們對臺灣的意識是在海外提高的。」 這在某種程度上也適用於她自己。雖然在戒嚴時期接受過教育，賴香吟對臺灣與中國的區別有所認識是在日本的求學期間，使她開始認真思考臺灣在東亞的地位。她後來返回臺灣，在國立臺灣文學館等文化機構短暫工作。對許多臺灣知識分子來說，這樣的路徑很普遍。但除了也在德國度過了相當長時間的龍應台這個反例之外，賴香吟與大多數當地作家有所不同的是，她在歐洲的時光進一步塑造了她對臺灣的看法。在柏林生活了七年，與生活在表面上是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政權下的東德人和其他歐洲人互動，賴香吟開始意識到在國民黨獨裁統治下的生活中有多少偏執和威權主義。國民黨自稱是「自由中國」，並宣稱與西方民主制度一致，但實際上其統治與鐵幕後的生活有更多的共同之處。

然而，多年過後，賴香吟無意複述臺灣歷史悲劇，但這些悲劇歷史為她的書籍提供了背景。《白色畫像》的最後一篇小說以兩位年邁的臺灣人結束，一位是長期流亡的男性政治運動者，一位是考慮回家探親已久的女性，他們在德國用歐洲式的擁抱告別。這種簡短的親密姿態在臺灣可能很少見，以他們的年齡、性別和婚姻狀況來看，最多只能讓他們一起喝杯茶。但這場景發生在歐洲，一個流離失所和重塑自我的地方。在那裡，他們共同的臺灣身分，以及歷經的歲月允許它們滲透、沉緬、沉澱和結束在一次擁抱中。這個美好的方式適合用來結束一本書，以及這篇關於自我形塑中他者角色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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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者：吳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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