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下稱國藝會）於2003年起推動長篇小說專案，至2018年歷經十五年，補助超過五十部長篇小說。這波質量俱精的長篇小說浪潮，隱然推動了當代的小說造境，引領書寫與評論的趨勢，亦可視為二十一世紀初的時代結晶。這些長篇小說，與台灣當代的文化環境如何接合？從郭楓的《老憨大傳》（印刻，2006）到2018年出版的陳又津《跨界通訊》（印刻，2018），累計補助55部，出版33部。涉及的題材包含族群歷史經驗、鄉土、家族史、性別、戰爭題材，無論在書寫藝術的經營，或者書寫題材與歷史記憶的凝聚與開發，都有可觀之處。長篇小說補助專案的推廣與流通，涉及許多面向，包含人文研究與大眾傳媒上的論述評議、教育現場的實踐、跨國的譯介、跨文類的改編與互動、出版流通與文學場域的運作等等。以研究案來檢視補助成果，基礎的問題必然包含這幾項：長篇小說為何需要補助？受到補助之後的長篇小說，是否有了具體的成效？在此成效之上，長篇小說的補助專案若需繼續推展，將如何修改、補充，以產生更為具體，更有助於強化文學體質，以及文學生態的效益？在國藝會過去曾經提出的調查委託案中，可以見到長篇小說的補助創作成果，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范銘如〈文學市場萎縮中的穩定支柱〉就曾指出：「二十六本獲補出版小說中超過半數榮登各項年度好書的名單，不少作品也引起翻譯者的興趣推廣到外國文壇。或許可以說，長篇小說專案計劃的成功，最接近國藝會文學類補助企圖達成的原始目標。」國藝會在2010年，也曾經與《聯合文學》雜誌合作，舉行系列長篇小說論壇，經由閱讀、對談獲補助的長篇小說，顯現二十一世紀以來台灣長篇小說的多元風貌。

作家書寫長篇小說的歷程，是思想深度與書寫技藝的打磨與考驗。過去的相關評論與觀察，以及出版後的獎掖肯定，都可以肯定長篇小說補助案，提供了作家相對穩定的寫作環境，以有限的寫作時程，進行長篇書寫的實踐與實驗，在個人「寫作」層次上，有非常具體的成果。但長篇小說的創作與補助，不只是單純、獨立的寫作行為，必須經由出版流通，面對閱讀群眾、市場與評論界的多重檢驗。若從出版面向來觀察長篇小說的推廣流通，牽涉到的元素包含：寫作者、閱聽群眾、出版者、銷售通路、評論（包含商業通路與學界）、補助機制。但這幾個元素亦有相互牽連的互動關係，例如以寫作層面來說，寫作者的寫作計畫會受到補助機制的規範產生微調，寫作者的創作行為與策略觀測，也會與評論與出版界的運作產生互動，然而寫作者生產的文學成果，當然也帶動了出版、評論的策略與視野。這些互動關係的相互牽連，增添了詮釋與理解出版現象的複雜度。

討論出版流通，並非只是以「銷售量」來檢驗長篇小說的「成功」與否，而必須進一步探問：長篇小說的寫作補助與出版，是否帶動、變化了台灣書市長篇小說的閱讀與出版現象？長篇小說專案，是否影響了出版社短程與長程的選書策略？長篇小說群所反映的內容面向，是否帶動了讀者（也包括其他寫作者）的品味與創作方向？市場或評論的趨勢，流通現象，是否影響了寫作者申請長篇補助案，在競獎式的規則裡，有其策略上的考量，而調整了創作方向？競獎式的補助方式，是否會使作家朝向個人書寫技藝的鑽探，形成與閱讀群眾的隔離？當眼前，文學創作與讀寫關係已然產生轉變的同時，長篇補助專案，是否仍應維持原來的方式？我們將如何考量文學「品味」與市場運作之間的變動原則？

補助專案的觀察，並不只是共時性的橫向討論，從2003年至今，也經歷了歷時性的轉變。本文的基本概念是，「出版」並不是一個獨立的行為，而是廣義的「文學生產」機制的一個環節；從出版產業切入長篇小說補助專案的觀察，進一步來說，更是藉由出版面向的觀察，重新思考長篇小說與當代文學生產的關係。除了歸納過往的成果，也希望提出更符合當前與未來文學體質的方案，讓長篇小說的成果與未來發展，在取得更高的文學藝術成就的同時，能更深化長篇小說所帶出的人文關懷，調動當代社會的文學體質。

二、國藝會長篇小說補助專案出版與小說書市趨勢觀察

國藝會於2015年舉行的20週年前瞻論壇，范銘如曾以〈文學市場萎縮中的穩定支柱〉一文，指出2000年之後，文學出版生態的萎縮。主要的原因包括多樣化的傳播型態，衝擊傳統平面媒體，瓜分文學讀者群；翻譯書籍的大量出版，也削弱了文學的閱讀人口。在低迷的市場下。國藝會的獎助機制，固然扶持了大量創作者在形式、內容上的試探與實踐，然而實際的創作成果，仍需要回到市場與評論界的檢驗。長篇小說的出版與流通，也同樣必須放在同樣的台灣人文出版書市中共同觀察。自2003年至今，國藝會曾與《聯合文學》、《文訊》合作執行華文長篇小說的評論與觀察，包括2010年的「新」十年小說論壇（後於《聯合文學》2010年11月號刊出別冊專輯），《文訊》雜誌於2014年8月製作「傾聽書寫的聲音：近十年長篇小說生態發展」、2016年2月製作「小說引力：2001-2015華文長篇小說」。這些專題經由論壇舉行、業界訪談、學者撰寫研究專文，組構整合新世紀以來，台灣長篇小說的成績單。在這些專題中，大致歸納出的現象包括了創作題材的延續與更新、出版書市的困境、長篇小說挹注與補助機制的修正等。時隔三年，出版界的生態或許正如范銘如所指出的「沒有最差只有更差」，但在市場經濟之外，近幾年的臺灣本土人文書市，卻也有了幾個值得留意的現象。若將目光從國藝會長篇小說專案所補助的小說稍稍放遠至近幾年華文創作的書市，會發現幾個值得留意的論題：

（一）非虛構書寫與人文議題的多面向關注

以地方發展與勞動情境來說，有魏明毅的《靜寂工人：碼頭的日與夜》（游擊，2016）、劉紹華《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群學，2013）、林立青《做工的人》（寶瓶文化，2017）；歷史現場的重新解讀，有鄭鴻生《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臺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聯經，2001）、蘇碩斌策畫的《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衛城出版，2017）、阿潑《憂鬱的邊界：一段跨越身分與國族的人類學旅程》（八旗文化，2017）、吳音寧《江湖在哪裡？——臺灣農業觀察》（印刻，2007）、呂蒼一等《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2015）；社會議題上，更不乏結合不同學科思維與田野方法的寫作，對移工議題的關注有顧玉玲《回家》（印刻，2014）、四方報編譯《逃∕我們的寶島，他們的牢》（時報出版，2012）；個人與群體歷史記憶的收納與關注，我們更可以在田中實加《灣生回家》（遠流，2017）等書中看見。即使田中實加的《灣生回家》涉及了非虛構寫作倫理上的爭議，但此議題的受關注，依然可以顯現臺灣閱讀群體對於過去未曾接觸過的歷史角落與人物，有強烈的關注理解的期待。

（二）歷史書寫的獎挹與關注

國立臺灣文學館的臺灣文學獎自2007年開始頒發長篇小說金典獎，得獎作品中與（廣義的）歷史題材相關的包括陳玉慧《海神家族》（印刻，2009）、莊華堂《巴賽風雲》（唐山，2007）、巴代《笛鸛：大巴六九部落之大正年間》（麥田，2007）、駱以軍《西夏旅館》（印刻，2008）、顏忠賢《寶島大旅社》（印刻，2013）、吳明益《單車失竊記》（麥田，2016）、陳耀昌《魁儡花》（印刻，2016），占了二分之一以上的比例。2015年開始，由新和平基金會舉行的臺灣歷史小說獎，自2015年開始徵稿，歷屆得獎作品出版的有李旺台《播磨丸》（圓神，2016）、朱和之《逐鹿之海：一六六一臺灣之戰》（印刻，2017）、林素珍《叛之三部曲 首部曲：忤》（九歌，2017）、陳耀昌《獅頭花》（印刻，2017）、柯宗明《陳澄波密碼》（遠流，2018）等，隨著得獎作品的出版，也延續了獎項的熱度與討論。

（三）集體創作團隊的浮現

過去以作者導向為主流的創作出版形式，在2010年之後，以台灣文史為主題的書寫，出現了數本以書寫團隊、多人合著形式的重要著作。以台灣文史為主題的有《百年追求：台灣民主運動的故事》（衛城出版，2013）、《億萬年尺度的臺灣：從地質公園追出島嶼身世》（衛城出版，2017）、《終戰那一天：臺灣戰爭世代的故事》、《百年降生：1900-2000台灣文學故事》（聯經，2018），《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衛城出版，2015），《百年不退流行的台北文青生活案內帖》（本事出版社，2015）。這些合著的著作為了打破作者群各行其是，或者僅僅只是因為主題相近的「選輯」模式，多半在創作與編輯過程，就以不同的方式整合，形成更為集中的觀點與讀者意識。這些作品也多半瞄準了出版書市或閱聽大眾較為缺乏的知識區塊，為閱讀創作的版圖做出強而有力的補充。除此之外，如「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的《說妖》（蓋亞，2017），看似是以「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團隊為作者的集體創作，然而北地異結合創作、遊戲、文史知識再生的知識生產過程，讓「集體創作」成為納入讀者社群的開放模式，進而使知識轉譯、內容產業的生產過程產生別於以往的高度彈性，不只是知識守備範圍的補充。《華麗島軼聞：鍵》（九歌，2017），則是五位青年小說家聯手以接龍的方式，以「鑰匙」為起點，小說家們在各自的段落顯現了奇趣與技巧。這部有別於過去長篇小說創作模式的接龍寫作，不只展現了當代創作者對歷史與文學交會處的好奇，「鑰匙」的意象更像是一種隱喻，藉由書寫合力開啟原本秘藏的可能。

（四）文資轉譯、普及書寫、跨界改編的豐富成果

隨著閱聽大眾與網路媒介黏著度的增強，台灣文史相關的內容知識產業在這波潮流中亦未曾缺席。如最早在YouTube上將台灣文史相關內容轉換成動畫的「台灣吧」、「故事：寫給每個人的歷史」，如今已成為台灣文史內容產業的重要平台與成果。台灣文學與歷史研究在學院體制化後，如何轉化學院研究知識、以及數位典藏的成果，是公家與學術單位念茲在茲的目標。目前中央研究院的數位人文中心，從過去的數位典藏，到目前仍在不斷深化、擴充議題的CCC創作集，以及「研之有物」網站到書籍的推動，都是學術知識與大眾閱聽系統主動產生連結的案例。除此之外，「臺灣重大歷史懸疑案件辦公室」、「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等，也都是當前值得留意的內容轉譯組織。

近年來長篇小說的創作，也在這樣的新局之下，在題材的延續與開拓，創作模式的開展，有了相互對應的更新可能。以創作類型來說，政治與科幻題材，在近五年來，雖未形成大宗，但在主題事件的選擇，亦在「類型」的舞台之內，重新尋求與社會議題接合、深度回應現實的企圖。如伊格言《零地點》（麥田，2013）、張啟疆《26：當福爾摩莎變成「輻爾謀殺」……》（柿子文化，2014）、葉淳之《冥核》（遠流，2014）。與此相應的，則有面對當代都市情境與社會案件的陳雪《摩天大樓》（麥田，2015）、平路的《黑水》（聯經，2015）。陳雪《摩天大樓》中，以巨大的房間集合體，形成故事的集合體，在隔離、隱蔽、相通，以及租賃式的故事輪值連環，形成了獨特的小說建築美學：在親密中逃逸，或通向差異的未來。這樣的小說建築，我們也可在駱以軍的《西夏旅館》中看見，正如《西夏旅館》英譯者辜炳達的詮釋，《西夏旅館》是隱喻性的違章建築，顯影了盤根錯節的歷史及其失重。

政治相關題材中，尤以張亦絢《永別書：在我不在的時代》（木馬文化，2015）為最。《永別書》藉由政治、性別、記憶所形成的塔樓，回應了當代小說的血脈，卻也由於形式與情節的安排，對於這樣的承繼／血緣，有了最為基進的拆毀與反抗。這種繼承與告別的姿態，對應了當代認同政治分配於不同位置的暴力與庸常。作者／角色人物作為「歷史」與「政治」的女兒，藉由倫常斷裂所形成的爆炸性景觀，不見得是與認同政治的絕對割裂（何況割裂、拋棄、虛構、拆毀等消除性的詞彙，在這本小說中本就具有雙面性），但也帶出了承繼的姿態。與此可相提並論者，還有賴香吟的《其後》（印刻，2012）。她日後引起出版爭議的《翻譯者》（印刻，2017），雖非長篇小說，其跨越時代重整續寫成書的企圖與野心，也因版權爭議而中斷，但作品內部所蘊涵的認同政治，正是對臺灣學運（或後學運）世代（或消除世代）最深刻、最富有危機感的手勢。

以原住民寫作者來說，近五年出版的作品有巴代《白鹿之愛》（印刻，2012）、《巫旅》（印刻，2014）、《最後的女王》（印刻，2015）、《暗礁》（印刻，2015）、《浪濤》（印刻，2017）、《野韻》（印刻，2018），夏曼．藍波安有《天空的眼睛》（聯經，2012）、《大海浮夢》（聯經，2014）、《安洛米恩之死》（印刻，2015）等，其他作家如里慕伊．阿紀《懷鄉》（麥田，2014）、馬紹．阿紀《記憶洄游：泰雅在呼喚1935》（晨星，2016）等。在這些作品中，作家不止承繼了原住民漢語文學中的重要主題：部落文化與當代社會的衝撞與協商，更藉由書寫實踐探索記憶的多重樣態。以巴代來說，《走過：一個台籍原住民老兵的故事》（印刻，2010）一方面觸及了臺灣過去未曾於長篇小說領域觸及的臺籍老兵議題，小說中多音交響的語境，更描繪了主人公在部落、日本、臺灣、中國等不同時空切片下的生存處境，擴大了當代認同政治的圖譜，也讓族群歷史記憶，有了更加細微、具身體感的補充。巴代以歷史題材為軸心的小說創作如《暗礁》、《浪濤》、《最後的女王》等，具有以部落視角，重新切入歷史關鍵時刻的野心；而他在《野韻》中藉人物與音樂，鋪展出來往部落內外的多重關係，除了以小見大的常民史觀視角，更是如音樂／聲音般具有空間、無分主從的生命線條。首次出版長篇小說的Nakao Eki Pacidal的《絕島之咒：臺灣原住民族當代傳說 第一部》（前衛，2014），若與巴代同樣在2014年出版的《巫旅》對照之下，更可以看出傳統文化的「巫」，與當代生活情境的接合與調動，前者影射了當代原住民青年承接的身分政治難題與困境，後者則魔幻展演了以巫調動、穿越書寫／時空的潛能。

除了巴代重新以原住民／部落視野處理歷史題材之外，甘耀明的《殺鬼》（寶瓶文化，2009）、《邦查女孩》（寶瓶文化，2015），也重新榫接了鄉土／歷史／原住民的題材板塊。以《殺鬼》來說，其中強烈極端的暴力書寫，暴露了戰爭內部（無論政權）的殘酷核心，也經由高度密集的修辭，讓戰爭暴力成為極致而空心的景觀：當暴力連通了幻覺式的殺戮，也就指向了戰爭歷史本身的空無與虛耗。這種反面的、逆向的書寫，可以說是兩千年後臺灣長篇小說在家族／歷史題材上的巨大翻轉與成績。以顏忠賢的《寶島大旅社》為例，其繁複龐雜長篇累牘的敘述，形式上的沉重與失重，恰恰對應了小說中重建、重塑、重現「寶島大旅社」的不可能；小說中失敗，或終究只能成為謎團的建造，也對應了小說邊寫邊蓋、邊寫邊拆的衰敗預言。換言之，《寶島大旅社》的家族考證，並不為了建造特定的家族／臺灣史，更在實現某種「取消式」的歷史風景。家族史、大河小說、歷史敘述、庶民景觀的夢想通通成為夢魘——題材的繼承脈絡乃在其次，長篇小說作為一種奢侈實踐，或許莫過於此。

除了逆向、消解歷史題材，複數史觀的展現，或許是兩千年後長篇小說書寫所取得的另一項成就。吳明益的《單車失竊記》（麥田，2015）在書市與相關評論取得的成績有目共睹，2018年末由三餘書店針對小說重新打造的「科遊展」，以光線、暗箱、聲音重新打造小說內部場景與歷史感知，是近期小說走入閱讀群眾的重要示範。與《睡眠的航線》（二魚文化，2007）的事件相互連接，《單車失竊記》透過「物」作為線索，以宛如叢林氣根的多人物、多線條連綴出多層次的戰爭記憶。在這樣的經營下，小說抵達了多聲的歷史視野，使得原先相互衝突的戰爭史觀有了共存的可能；而「物」（錄音帶、老單車）的贈與、修補，則呈現了相較於「還原本真」，不如說是以當代的修補記憶（敘事技藝）與認知重新賦予事物面貌的過程。小說複數的歷史視野，在族群史觀相互傾軋的臺灣實有其必要，更對於過往以歷史為主題的長篇小說，形成了最具彈性與延展性的補充。吳明益的小說實驗並不是新世紀臺灣長篇小說的終結，日後的楊双子《花開時節》（奇異果，2017）、《華麗島軼聞：鍵》（九歌，2017）、黃崇凱《文藝春秋》（衛城出版，2017），也都是面對（小說技巧的、歷史承擔的、閱讀群眾的）歷史與當代的挑戰。《花開時節》同時觸及的三個面向：百合、穿越、歷史，則是在特定類型的地基上，基於性別、歷史文類的自覺認知，形成的翻轉與躍進。

三、長篇小說創作與出版產業互動

本文從「創作者」面向出發，企圖觀察寫作者在「個人創作」、「專案補助」、「商業出版」三個環節間的位置、判斷、觀察與選擇，在問題設計，大致分成三個面向：

其一，「補助案與創作活動」。內容主要涉及作家申請／獲得補助案對創作狀態的影響，包括經濟活動的支撐、創作策略的選擇，創作形式與時間節奏上的變動等等。

其二，「長篇小說補助案與商業出版行為」。包含出版社與作家的經營與互動、作家出版社對長篇小說的行銷運作、對於長篇小說閱讀市場反應的觀察、作家與文學市場生態（銷售、議題討論、出版狀態）的互動關係。

其三，「對補助體制的觀察與建議」。本研究案除了觀察整理長篇小說補助專案至今的成果與出版現象之外，也希望藉由第一手的訪談觀察，對補助生態機制提出可能的修正與建議。

以下大致就此三面向，綜合作家與出版從業人員回應說明，並提出後續可延伸發展的方向：

（一）補助案與創作活動

補助案提供了穩定的經濟支持，讓作家可以在一定的期限之內，完成需要耗費大量時間與精力的長篇作品，這是我們對於創作補助機制最基本的理解。但除此之外，補助案既為「案件」，必然有他的形式規範，包含創作時程與規模的規範、創作目標與成果的設定、創作成果與結案的相符程度、以年份為度的競獎／審查機制。這些既有的規範，對於理想中「自由」的寫作想像，是否形成特殊的影響？是否曾經因為補助案的申請，而影響創作策略的選擇？即使作家因為個人創作慣習，而有差異的、個人化的寫作步調，仍希望透過問題的回應，從個案整理出創作行為與補助機制的互動關係。

以曾經獲得兩度長篇小說專案補助的作家巴代來說，他在這十年間的創作步調非常規律有系統，並不因為補助案的通過與否，而影響自身創作企劃的設定。對他來說，使他調整寫作的步調的，反而是議題的重疊與跳脫。這種議題的重疊性與趨勢，甘耀明形容為「群聚現象」。文學場域原有多種面向、素材、題材的作者，然而部分作者受關注時，讀者與評論家亦會嘗試歸類，當文學批評逐漸出現定論時，作家也會針對這些評論加以回應。然而對於甘耀明來說，帶動議題並非他的首要目標， 與自身關心的議題以及心中醞釀的故事對話，才是他的主要關懷。台灣日治時期研究的成果與地基，給予小說的助力，也使他得以透過小說與時代對話。巴代長期以「文史工作者」為首要的身份與期待，小說是一個實踐文史工作的方式，因此他的小說創作有一個大型的、充滿議題的藍圖。因此對他來說，與其是選擇較有可能受關注的議題去操作，更多時候是，刻意選擇不同選擇的題材書寫，以變化自身長期寫作節奏，或者跳脫既存議題的變化方式。巴代曾因為另一個小說競賽規模的關係，必須刪減長篇小說的篇幅，讓小說並未完全達到他所設定的效果，是比較可惜的經驗。同樣是有較長期規模創作計畫的作家，甘耀明的書寫狀況較為穩定，換言之，補助案並不特別影響創作步調，但《殺鬼》在創作過程中，也曾經面臨期末結案前，題材與創作方式與企劃有差異的狀況，但由於評審委員的認同，使得小說能夠依循作家的創作本意繼續發展。

在作家朱宥勳看來，補助案最基本的設定，固然是對獨立寫作者的經濟支持。在收入與產出還沒有達成穩定的平衡之前，補助案對於寫作者的創作活動，是非常重要的支持。另一個實際層面是，由於補助專案的期程設定，使得寫作者在時間壓力之下，完成作品，代替出版環節「催稿」。由於每個寫作者時間安排與工作規律都不相同，對於某些作者來說，這樣的時間壓力也有其生產上的正面效益。但在朱宥勳觀點中，如何先不依賴補助，形成一個商業化的、完整的，讀者、作者與內容之間的生態，才是更重要的。他亦在規劃日後的創作，如何能在不申請補助的狀況下完成，經由募資平台、訂閱等方向，來支撐完成創作之前的經濟狀況。就此觀察來說，我們亦可思考，補助機制如何與（新型態、非傳統出版社型態）的商業支持相互並行。在巴代的觀察下，長篇小說獎助的較勁、競獎狀態，其實是有正面的助益的。就以駱以軍《西夏旅館》的獲補與出版來看，《西夏旅館》的寫作成果，有一種里程碑式的意義，即使是對創作風格完全不同的巴代來說，更是一種挑戰與提升。換言之，寫作者的小說成就（或提案），在前行者、同代者、後繼者的包圍下，應該往什麼方向活動？

（二）長篇小說補助案與商業出版行為

獲得補助案，會有相當正面的助益，其一是，得到出版社的提前關注與簽約契機。是否簽長期約視個別作家而定，但出版社與作者之間也會有一些相互選擇的默契。對於作家來說，在大型出版社出版，是一種認可，相對也省去了尋覓出版社的時間消耗。對出版社來說，獲得補助的作家作品，一是通過了品質上的審核，二是等同於「得獎」的榮譽效益——例如巴代與印刻出版社的合作起源與默契。前衛城總編輯莊瑞琳也指出，較大型的出版社會有作者與出版社的品牌鏈結，但出版社若有特定的議題屬性（如歷史題材、威權體制），也會主動吸引作者前來聯繫，這也影響了作者與編輯的互動關係。

在朱宥勳的觀察中，由於申請獎助案，是需要思考並說明創作概念的。他曾經以寫「論文企劃」的概念，執行與協助其他寫作者書寫補助案，成效頗佳。而在企劃案所創作出來的作品的優點是，有比較集中的概念，這也有助於出版社定位與行銷，這是補助機制與商業出版的另一個正面效應。但朱宥勳也提到，因應當前正在轉變中的出版行銷運作，傳統行銷方式與大型出版社也將會面臨自身的限制。傳統的出版社，在媒體聯繫、曝光、通路鋪貨、成本掌控，這些細節都可以掌握得非常精準。但以長篇小說來說，可能就不止是曝光、試讀，因為對於讀者來說，我要看完一定的篇章，再決定要不要購買書籍，這種狀況已經不多見了。更多的是議題，或者你瞄準的讀者是誰的問題。一部長篇小說，可能需要幾個不同的議題來操作，來囊括或觸及你想像之外的讀者。

由於長篇小說的大量出版，閱讀品味的變化也是一個顯著的現象。在巴代的理解，大眾讀者對於長篇小說的思考與期待，其實已經被逐漸打開。某些世代的讀者對長篇小說的想像是停在通俗（科幻、武俠、言情），但這些長篇小說的問世，無論是在藝術視野或是議題上，都有逐漸提升躍進的現象。就筆者看來，巴代對於長篇小說的正面肯定，對於我們對長篇小說是否因為競獎與市場競爭，而漸趨純文學化、菁英化的想像或擔憂，恰好形成了另一種補充。

在作家黃崇凱的觀察中，若將眼光放在編輯者之上，國藝會的長篇小說專案與常態補助名單，獲補助作家雖藉由名單的公布，吸引了出版界與編輯的目光，而有了主動聯繫、或代表（因審查機制而產生的）創作品質認證，促成了更多從書寫到出版、行銷的聯繫。但與此同時，卻可能讓編輯出版，缺少了主動生產、企劃主題的動能，使得出版界主動帶動議題的力度相對減弱。致力於自製書出版的前衛城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也有類似的觀點，若編輯能於作品生產前置作業（如資料搜集、題材構思）時，即有較為密集的參與過程，編輯就不只是輔助推廣與行銷，而是在源頭處就為作家提供助力，就編輯視野給予資料研究方向與書市觀察，扮演更為主動的角色。

（三）對補助體制的觀察與建議

本節將針對訪談內容，具體針對當前的補助狀態，提出一些建議。除了提供國藝會對未來補助方式設計，創作者端的建議，在這些回應中，其實也涉及了創作型態／生態，與傳播媒介的期許與觀察。

修正的方式之一是原有的補助系統與機制上，進行調整。例如巴代覺得，應該在原有長篇補助中，在常態補助中，可以適當地分配或者調整長篇補助的額度。或者長篇小說，在補助金額上的比例，可以調高，接近長篇小說的水準——當然這個建議必須取決於國藝會整體的獎助規劃與比例原則。甘耀明則在思考，長期補助而非單篇補助，或許也是可嘗試的做法，但也會引來討論空間：包括值得長期扶持的標準是什麼？考核標準是什麼？被扶持的作者，若長時間未產出作品，即會有爭議，因此必須廣納意見後方能修正。

莊瑞琳以編輯端觀察補助案，則提出了另一種修正的方向。以目前的出版生態，出版社並沒有辦法直接投資作者創作，如預支版稅讓作者進行五年的長篇小說創作計畫。長篇小說創作曠日費時，並且就目前創作形式來說，編輯的角色多著力在行銷策略上，對於作家的創作內容少有助益。莊瑞琳認為理想的狀態是，從創作的根源時期就陪著作者一起討論，如同陪伴選手練球的陪練員，編輯不是教練，不下指導棋，而是在形成某種創作構想時，陪作家一起解決問題。她以衛城出版臥斧的《FIX》（衛城出版，2017）為例子，當時臥斧打算以臺灣的刑事冤案為題材，進行推理類型小說的創作。而出版端就與臺灣許多NGO組織，如「廢死聯盟」與「冤獄平反協會」等連繫，讓這些NGO的救援經驗讓渡給小說家，小說家不需要身兼研究者以及創作者的身分，投入蒐集、調閱法律卷宗的資料堆，而是可以更有效率的與律師顧問團與人權組織調閱資料，並且與之進行對話與訪談，更加深入事件的內裡。編輯加入了創作歷程，協助讓作家與團體接觸連繫，成為居中的串連角色。待進入創作階段，作者可與編輯共同討論方向，編輯不再是小說家獨力完成研究與創作後，輔助推廣與行銷的角色，更是在源頭處就能為作家提供助力，以及就編輯視野給與資料研究方向與書市觀察，編輯的角色可以更主動性。或許不是將補助目光聚焦在作者身上，而是整個文學生態環境。國家無法直接經營市場，現在的補助案或取代出版社的投資角色輔助作家創作，但是更重要的是讓文學的創作與出版等各環結都可以順暢運行，形成健全的循環系統。在這個構想上，莊瑞琳總編認為或許長篇補助案可以分成不同的階段進行補助——或可拆分為研究與創作等多階段發展。長篇創作必定涉及前期研究過程，若是作家今日想以鹿窟事件為主軸發展一部長篇創作，那麼可以針對前期的資料收集、彙整與研究申請補助，並且不只作家可以申請，出版社也可以申請，幫助作家進行資料收集，或者媒合相關的專業工作者共同討論。

另外以臺北地方異聞工作室的創作型態來說，他們其實是以遊戲的設計與執行，不斷修正、選取最佳化的小說路徑。這樣的創作型態，如何符合長篇小說補助的經營？朱宥勳也指出，通俗小說其實也會有「合寫」，亦即舊作家帶新作家的合寫方式，在臺灣卻不見得有這樣的狀況。筆者認為可能的原因在於，當前的文學場域內，菁英化、個人化的鍛鍊與文學思想、修為、品味，佔有了相當重要的成分，也有臺灣極為複雜、特定的歷史成因。這種狀況或許會變動，但就現今來說，作家／作品的「個人／秀異」的形象仍然是重要的。這個現象的變動，仍然值得期待與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