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戒嚴時代臺灣敘事中執著「尋父」意義的複雜性

臺灣的文學場景日益複雜，每一天都在變得更加深奧。很難想像1987年解嚴後，臺灣社會以逐漸遠離中國大陸的方式發展，部分原因是臺灣不同的政治和社會情境，但同時仍然受到中國文化和文學歷史中一些古老淵源的影響。當代臺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邁進，致力於保障LGBTQ社群的權利，這在亞洲國家中是少數，臺灣為亞洲地區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同志權利設定標杆。當代作家陳雪是LGBTQ運動中最充滿活力和創意的聲音之一，她作品的開創性為其他人提供了安全發聲的空間。陳雪的小說《無父之城》（2019）以複雜、細密且引人入勝的故事介入、重新思考，或更精確地說是重新想像了傳統家族和親屬關係的世界。而她的作品涉及一些主題，例如孝道，例如「尋父」，這些主題至少自明朝以來一直存在於中國文學中，甚至可能更久遠以前。

在這篇文章中，我試圖將陳雪的小說置於中文∕華語敘事的更大脈絡中，說明尋找父親和對缺席父親的焦慮是中國文學中一個反覆出現的主題，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朝。陳雪作品與過去的文學作品之間的互文關聯，不僅有助於我們更深地理解她的作品，還讓我們能夠看到她小說中真正的創意。在中國文學、哲學和歷史寫作中，最重要的主題之一是孝道：中國社會中父子之間的強烈聯繫，以及正當化父權的社會結構、親屬網絡和偏重人類與神界祖先之間聯繫的信仰體系隱含邏輯。無論是在中國本地還是其邊界之外，孝道的強大歷史背景甚至影響了當代華語世界中最激進的虛構作品。而始終纏繞著這部作品，並使其與中國文學作品有所不同的因素是，臺灣始於1940年代末，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中期的白色恐怖遺續。白色恐怖時期的非法處決和監禁、威權統治以及戒嚴引起的恐懼染指了臺灣社會各界和所有人際關係。它的影響可以在許多作品中看到，例如陳映真的文學作品，以及侯孝賢和楊德昌的電影。《無父之城》加入了這個集體的白色恐怖紀念儀式，顯示即使在1987年解嚴很長一段時間後，白色恐怖還是深入並纏繞臺灣人的意識。

正如Carlos Rojas在我所知道目前唯一一篇英語研究該小說的論文總結，《無父之城》女主角汪夢蘭為了避開臺北城市壓力以及自己因寫作障礙而產生的焦慮，參與了幾個工作，基本上是為他人代筆寫作。這種工作對她來說既可以紓解，也能獲得啟發。在這些寫作委託中，她為一位名叫林永風的男子創作一個想像的故事，發生在他父親白色恐怖時期被監禁年份。在創作林永風父親被拘禁多年的虛構故事中，汪夢蘭對自己父親的感情以及他自殺的意識滲入了她的思考。她後來發現自己對林永風父親生命故事的虛構所做的假設完全是錯誤的，這點我將在本文末談論。在此值得注意的是，在中文敘事裡，想從世代關係的束縛中脫身並不容易。這或許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在中國和東亞社會中尤其明顯。檢視其他一些以「尋父」為主題的文本將有助於從更大的語境中瞭解陳雪的小說。

陳雪《無父之城》（臺北：鏡文學出版，2019）

明末王原盡孝尋父的故事

傳統中國的故事中，孝子的傳奇故事在各個時代都有可觀的數量。然而，根據Maria Franca Sibau的說法，我們忽略的是萬里尋親故事版本的改變。以兒子在鄉間四處尋找父親的鄉土故事為例，分別是王原「避豪惡懦夫遠竄，感夢兆孝子逢親」和「王本立天涯求父」。第一個故事出現在《型世言》（1645年出版）中，第二個故事則收錄在《石點頭》（約1627年）中。雖然這兩個王原故事的基本情節和許多細節相似，但整體強調的重點卻截然不同。這兩個故事都有幾個不尋常之處，例如，王原（或王本立）放下一切，包括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去世界的盡頭尋找父親。雖然最後找到了父親，結果父親是一個不負責任的粗鄙之人。當王原找到遺棄兒子的父親時，父親對他表現出敵意和冷漠，且拒絕與王原一起回家。但關鍵不在於父親是否是一個得體的人，父子間是否存在某種誤解，或者他們的關係是否可以修補。故事裡的父親不會心甘情願地跟隨兒子回家，因為重點是，無論父親多麼可鄙，多麼不值得愛和尊重，兒子都被迫恢復並維持這段關係。孝順的關係不是交易性的，父職並不是賺得的權利。它隱含著堅如金剛的僵固性。Sibau認為，對父親的這種不尋常的服從程度不必然是儒家價值觀的延伸。這在晚明時期的作品中尤為明顯。《型世言》的版本詳細地描述王原如何運用各種方法尋找父親以及他堅持不懈地繼續旅程直到找到父親。這兩個故事編織出一個引人入勝的故事，詳細探討了明末中國的人文地理。這個詳盡的描述也為現代作品王文興的經典小說《家變》（1971年）對孝道的反撲與世代關係的破裂設定了舞台背景。

激進的孝道批判與救贖衝動

王文興描繪二十世紀初父子關係被毒化的小說《家變》，常被視為五四運動對父權制度的延伸批判。然而，除了我所寫的文章之外，人們常常忽視的是，小說中有相當份量的敘述聚焦於尋找逃離家庭的父親，且就發生在敘述的當下。整個敘事結構窮盡這樣的追尋，就像明代王原的故事一樣，對父親的尋找抱持強烈的執著，完全忽略了父子之間的所有衝突和分歧。五四時期作家巴金等人筆下描繪的世代間敵意，在這裡全都被忽略，反而以尋找父親並恢復家庭原本的和諧為主要任務。
    
但這僅是《家變》的一部分，卻是小說中最被忽略的方面。在各段文字之間夾雜著過去父子關係的敘述，始於主角范曄在幼年時期剛開始閱讀的階段。這些敘述按照數字展開，並以過去式進行，記錄了關係的惡化和家庭的瓦解。這兩個部分共同構成了不相容的敘事和道德標準，一個是敵對的，另一個是救贖的。當作為整體小說的一部分來考慮時，讀者可以看到的是盡孝道義務時所存在的深刻矛盾。

《家變》的敘事結構獨樹一幟：它是激進的，並質疑了敘事本身的傳統結構。然而，如果我們深入探究這種散落交叉敘事本身的結構，並提問為什麼王文興會以這種方式構建敘事，小說的真正意義便顯而易見：作者希望我們思考這兩種驅動力──一方面是驅逐父親的衝動、衝突、與孝順相反的激情，另一方面是救贖的衝動、恢復家庭的悔悟、孝道──它們是交融在一起的、緊密相連，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總之，這部小說是內在的爭論，是一種自我爭鬥的敘事。從這個角度來看，《家變》不僅僅是一部批判孝道道德觀念的小說，它也推崇孝道，視之為華人社會心靈不可或缺的倫理，是心理的構成要素。這兩種相互衝突的情感是交織在一起的，難以分割。王文興的小說點出，無論對孝道的批判有多激進，真正擺脫孝道是不可能的。這一觀點有助於我們理解陳雪的小說。

駱以軍的父—子—父窘境

駱以軍的小說《遠方》似乎是一部半自傳小說，描繪了第一人稱敘述者作為一個陷於親情義務兩極之間的人：一方面是盡孝的兒子，另一方面是對妻子負責任的父親和伴侶。小說敘述者帶著妻子（已臨盆）和年幼兒子去花蓮度假，在那裡沒多久，他們接到妻子姐姐的電話，得知他的父親在前往中國大陸的途中中風了。他和母親不得不放下一切，匆忙趕往中國大陸的九江探望父親。小說中的許多挫折和衝突圍繞著中國大陸的腐敗官僚制度，無論是政府層面還是他父親所在醫院都如此。主要問題在於，政府不願發放能讓父親返回臺灣的旅行許可。小說中的經歷──與醫生和醫療官員打交道、應對政府、思考他與父親的緊張關係，以及考慮他自己的年輕家庭──使第一人稱敘述者反思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生命的意義，以及他經常面對的義務。透過兩個不同發展階段的經濟體制下以及現代經濟的需求，這部小說描繪了一個在現代社會很可能發生的情境，例如，許多人希望家庭規模縮小，核心家庭化，《遠方》提供了一個形式，讓讀者重新思考孝道這一經典主題。

在當代中國和臺灣的物質條件下，孝道是如何運作的呢？這兩個社會因完全分開的七十年歷史軌跡而產生了許多文化差異。一個人如何應對困於兩個截然不同的世代之間──老一輩由嚴厲、採用傳統懲罰方式教養兒子，並非溫暖呵護的父親代表；年輕一輩則由懷孕的妻子和他們還在學步的幼子代表。他在兩端承受著壓力。從精神層面來看，這部小說與陳雪的作品有所關連。儘管父親在敘事者成長過程中實際存在，但情感上卻無法親近。換句話說，有點像根本沒有父親。在小說的結尾，敘事者想像父親離世後的生活，表達出他日後將成為「孤兒」的心情。社會政治情勢影響他和家庭的另一個複雜因素是，在中國大陸，他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兄弟，是父親和第一任妻子的孩子。這實際上是冷戰時期在臺灣的一種常見處境，也是王文興小說中的一個因素。這對親屬關係的意義是什麼？它是導致故事複雜化的元素。

駱以軍《遠方》（臺北：INK印刻出版，2003）

世代關係的固著與救贖慾望

毫無疑問，在所有社會中，世代關係都至關重要。全世界的文學都反映世代關係的關鍵性。然而，特別是在中國社會和東亞社會，世代關係尤其重要。本文討論的文學例子涵蓋了幾種對父親形象著迷的處理，以及對失去父親的恐懼和焦慮。有趣的是，上述每一部小說都受其獨特的歷史背景影響。這些背景情境豐富了對人與人關係的描繪。歷史情境並非完全決定這些關係的結構或發展方式，然而在每一個案例中，歷史情境都使這些關係變得更加複雜。

回來談陳雪非比尋常的小說，從書中我們可以看到，汪夢蘭因失去父親的創傷而承受的壓力，導致多條敘事脈絡的發展。王文興的小說《家變》為後來的作品如《無父之城》開啟了創新之路。陳雪虛構的女主角汪夢蘭本身也是一位作家，她最初搬到大部分情節發生的海山鎮，是為了協助一位年邁藝術家的傳記寫作。然而這位藝術家在她抵達後不久去世，故事中斷。正巧當地一位居民提出請她寫他父親的生平，為她帶來新的機會。正如我在這篇文章開頭所說的，陳雪對林永風父親──一位政治異議人士──的虛構傳記，並未揭露其被囚禁的真正原因。寫作是既揭示又隱藏的活動，而這兩個方向通常同時進行。敘事本身不就是以某種方式安排一些個別事實與事件以達到講述一個故事的目的？它們被組合的方式，以及有時關鍵部分被省略或減化以突顯其他情節，共同成就故事的塑造，卻可能違背真相。事實上，故事的說服力往往與其修辭更有關，而非與現實的忠實度。在陳雪的書中，主角汪夢蘭在撰寫別人和其家人的故事過程中，開始對自己的家庭有不同看法。隨著新寫作計畫的進行，她也重拾寫作的能力。在海山這個海邊小鎮，汪夢蘭不僅重寫了林永風父親的故事，還破解了一位年輕女子被謀殺的謎團。這些故事，再加上未能完成藝術家傳記寫作，最終將汪夢蘭帶回她自己的故事，她與父親存在於她意識中的對抗。像許多中國敘事一樣，無論結構有多激進，主題有多顛覆，最終都試圖尋求救贖。正如Carlos Rojas所強調，在小說的結尾，汪夢蘭眼中湧出的不是悲傷的淚水，而是潔淨和赦免的淚水。小說的結束讓讀者感受到救贖，她已經處理並接受對父親的失落感。陳雪教會我們的是，故事可以是一種對抗生活中可怕事物的手段，透過敘事，我們得以發展出接受它們並繼續前進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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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譯者：吳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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