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果研究實例
緒言
台灣蕞爾小島，陸地面積三萬六千平方公里，聚集人口兩千三百萬人，島上高山林立，海拔三千公尺以上的山峰有260餘座，聳立在太平洋與台灣海峽、東海與巴士海峽間，形成獨特的地理環境與人文景觀。台灣音樂文化的傳承，有先民從中國大陸移植過來落地生根的南管、北管等傳統音樂，以及反應當代台灣開拓史的河洛、客家，以及原住民歌謠。又因經歷了列強的殖民統治，接收了西方傳教士引進的西洋古典音樂，所以表現在音樂生態環境上有著「東西雙傳統」的特質與影響。
一、台灣音樂環境的過往與現況
1945年以降，台灣的音樂教育，幾乎「全盤西化」。它的好處是提升了音樂家的技術水準，讓我們的青年演奏（唱）家能在國際舞台上揚眉吐氣，與歐美音樂家並駕齊驅。缺點是典型的「殖民主義景觀」，似乎仍然在為西洋古典音樂做「代工」，缺乏自我主體性的認知與作為。筆者認為學習傳統音樂或西洋古典音樂，是為了建構自我音樂體系，它應是手段而非目的。我們有三所國立藝術大學，以及超過二十所綜合大學設有音樂系，可以學習演奏（唱）、指揮、作曲或音樂學。專業音樂教育從國民小學、國民中學、高中音樂班、到大學音樂系學士班、碩士班、博士班，於二十一世紀初業已發展完備，值得慶幸。
我們常聽說：台灣年輕演奏（唱）家、作曲家、指揮家或合唱團榮獲國際獎項；某室內樂團或管弦樂團在國際知名廳堂演出獲得好評；或某作曲家的作品在國際著名音樂節慶演出獲得喝采……等。筆者曾經旅歐八年，有感於歐洲各國有超越百年歷史的管弦樂團，有專門出版音樂創作的公司；各城鎮有它們的音樂廳或歌劇院，也各擁有自己的樂團、合唱團與舞蹈團；有無數的作曲比賽，提供優渥的獎金，鼓勵年青人從事音樂創作並首演作品。當然諸多團隊的委託創作與完善的著作權保護制度，讓眾多職業作曲家賴以為生。各地現代音樂中心的收藏、保存、推廣，以及各大音樂節慶的推波助瀾，讓專職從事音樂創作者賴以維生，深感羨慕。而曾幾何時，目前在台灣的青年作曲家，如果立志專職從事音樂創作，「財團法人國家文化藝術基金會」（簡稱國藝會）與其他各相關機構的創作補助款，與逐漸活絡的發表演出活動，應該足夠讓人無後顧之憂，專心從事音樂創作與展演。
二、台灣音樂創作的回顧與展望
台灣社會結構多元性，創作風格多樣化。有前衛，亦不乏非常保守者；有取材自傳統文化，亦不乏深受現代文明影響者，堪稱欣欣向榮、各顯神通。部份作曲家已經具有國際知名度，而青年作曲家也接連在國際各大音樂節嶄露頭角，可喜可賀。筆者擬舉國內在作曲人才儲備方面的具體成果與數據作見證，說明其盛況。國際間兩大音樂組織，「國際現代音樂協會」（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Contemporary Music, 簡稱ISCM, 創立於1923）與「亞洲作曲家聯盟」（Asian Composers League, 簡稱ACL, 創立於1973），每年舉辦青年作曲比賽。在ISCM方面，2011年台灣作曲家周久渝在克羅埃西亞榮獲當年唯一的「青年作曲獎」，難能可貴。而在ACL方面，從2012年陳立立在以色列、2013年李綺恬在新加坡、2014年趙立瑋在日本、2015年在菲律賓與2016年劉博健在越南舉辦的五年內，台灣青年作曲家囊括了四屆第一名，可謂盛況空前。足見台灣青年作曲家已經站穩了國際地位，讓其他會員國刮目相看。茲依個人多年來的觀察與參與，約略敘述台灣音樂創作的過往、現在與展望如下：
(一) 二戰前後的音樂創作
1945年對台灣而言，不管是政治、經濟、社會或文化，都是個轉捩點。二戰終結前後以迄1950年代末葉，從大陸來台的作曲家，如蕭而化、張錦鴻、康謳、李永剛……等；他們與台灣本土生長，曾經留學日本的作曲家，如陳泗治、呂泉生、郭芝苑……等引領風騷。他們的音樂創作以「歌樂」為主，嚴格來說，那是個以五聲音階旋律，配上簡易西洋調性和聲的「拓荒時期」。呂泉生的《搖嬰仔歌》（1945）與郭芝苑的《台灣古樂幻想曲》（1954），堪稱是那個時期的代表作。
(二) 現代音樂的濫觴
1960與1970年代，台灣本土教育出身的作曲家前輩許常惠、史惟亮與劉德義教授……等相繼自歐洲學成返國；他們不但引進了西歐音樂創作語法，同時越發使得音樂理論教育更為充實。加上當年若干傑出外籍音樂家來到台灣，為培育音樂人才貢獻良多。例如美籍指揮家、作曲家包克多（Robert W. Procter, 1927-1979）為台灣訓練樂團，開拓了音樂界新的視野與專業管弦樂演奏；加上從德國前來的美國籍擊樂演奏家藍塔（Michael Ranta, 1942）的現代音樂經驗分享與熱衷演出，適時地為當年求知若渴的台灣音樂界注入了嶄新的創作概念與現代的展演風潮。而且，「製樂小集」（1961）、「向日葵樂會」（1968）……等，更如雨後春筍般，活躍於當時的台灣樂壇而交相輝映。1971年經過許常惠教授的奔走與呼籲，促成了1973年「亞洲作曲家聯盟」的誕生，拓展了亞洲、太平洋地區音樂創作交流的機會與管道，堪稱台灣現代音樂的「啟蒙時期」。許常惠的《葬花吟》（室內樂合唱曲，1962）、劉德義的《中華組曲》鋼琴獨奏曲（1966）、史惟亮的《琵琶行》（1968）、盧炎的《浪濤沙》（為女高音與五位演奏家的音樂，1973）、馬水龍的《唐詩五首》（室內樂歌曲，1975）、賴德和的《眾妙》（1975）與潘皇龍在歐陸首演的《五行生剋》八重奏曲（室內樂曲，1979/80）……等，都能在現代音樂語法與傳統文化傳承上獨樹一幟，甚或在國際現代音樂節慶中推陳出新、頻繁演出。
《五行生剋(Wandlungsphasen)》八重奏曲（1979/80），曾經在荷蘭「高德阿姆斯(Gaudeamus)音樂週」首演，爾後歷經奧地利、德國、法國、美國與台灣相繼演出，並由柏林「柏特&伯克(Bote & Bock)」音樂出版社發行總譜而廣為流傳。
(三) 新音樂創作語彙的成長與茁壯
1980年代，諸多作曲家相繼從歐洲或美國學成歸國，他們不但在留學期間所學已經與時俱進，與歐美同步，將20世紀嶄新的前衛創作語彙輸入台灣，注入了更為專業性、前瞻性與原創性的活水，成就了輝煌的新氣象。而且，政府有鑑於「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相去甚遠，必須有一個專責機構，統籌文化建設之規劃、協調與考評的工作，成立「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簡稱文建會）；秉持「傳統」與「創新」兼顧的原則，委託台灣作曲家創作新曲，公開甄選作品，並定期舉辦「作曲家樂展」暨「文藝季」相關活動，強化音樂創作與演奏。作曲家一方面從傳統文化與民俗曲藝中，探索音樂創作的泉源與內涵；另一方面更以現代音樂的技術與語法，創作「東西兼容並蓄，古今融會貫通」的音樂來。賴德和的《紅樓夢交響曲》（1983）、馬水龍的《意與象》（為簫與四把大提琴，1989）、與潘皇龍的《禮運大同》管弦樂協奏曲三章（1986/90）……等，皆可一窺其語彙奧妙與美學境界。
作曲家潘皇龍等人曾經於1985年，號召年輕一代的作曲家、演奏（唱）家與音樂學家，積極爭取加入「國際現代音樂協會」，並於1989年成立了「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台灣總會」（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簡稱ISCM-TW），擴展了台灣作曲家與國際樂壇間，相互交流的管道。同年，前輩許常惠也號召台灣作曲家，成立「台灣作曲家協會」（簡稱曲協，1989），展開了作曲相關協會間的競爭與合作關係，此為台灣現代音樂「成長茁壯的時期」。
有關管弦樂曲的發表盛況逐漸成熟，舉例來說：潘皇龍的《所以一到了晚上(And so comes the Night)》（為人聲與管弦樂團，1986）就曾經在「三校聯合實驗管弦樂團（國家交響樂團前身）」首演後，陸續在上海、東京、德國敏斯特（德文版與中文版並列演出）、希臘雅典與美國波士頓演出，或可證明台灣音樂嶄新的世界觀，業經逐漸成型與落實。伴隨著國家交響樂團的成長與茁壯，作曲家勇於嘗試的渴望，獲得了相當程度的鼓舞，該團委託創作《禮運大同》管弦樂協奏曲三章適時應運而生。
(四) 音樂創作領域的擴張與活絡
1990年代的台灣樂壇，筆者應邀參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旗下「國際作曲家評議委員會」（International Rostrum of Composers, 簡稱IRC），拓展了台灣與國際間廣播節目交流的管道。「國際現代音樂協會台灣總會（中華民國現代音樂協會）」曾經於1990年代舉辦「傳統樂器示範演奏研討會」與「面對當代作曲家」系列活動，提供作曲家與傳統音樂演奏家相互學習與合作的管道，以及作曲家相互切磋、研討的機制。於1991年舉辦「傳統與現代的兩極對話」，委託台灣作曲家為傳統樂器創作室內樂曲，並分別在台中、高雄與台北相繼演出，開啟了作曲家運用傳統音樂語彙創作新曲，爾後更為東西樂器混合編制創造了新風潮，造就了五彩繽紛的新音樂景觀。采風樂坊（Chai Found Music Workshop）就在音樂會的需求下粉墨登場，並先後在東歐、西歐，拉丁美洲、北美……巡迴演出而廣受好評。
1991年潘皇龍出席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國際作曲家評議委員會。
1994年，筆者在文建會贊助下在紐約，1996年在巴黎各舉辦三場「台灣作曲家樂展」。同年並開始在台北舉辦「音樂台北」音樂創作比賽，並舉辦外籍評委專題演講、作曲研討會和評審委員與入圍作品雙階段發表會。以2000年的室內樂創作比賽為例，共入圍八首，五人得獎，金牌獎金十五萬元，相當於美金約五千元，五年累積下來已發掘了不少年輕作曲家與作品，並預定逐步擴大為國際性作曲比賽。可惜後來因為政黨輪替，「音樂台北」音樂創作比賽宣告壽終正寢。幸好，1996年國藝會的成立，為這精緻藝術環境增添了新的動力與願景。而且，除了上列若干作曲家外，陳茂萱、游昌發、曾興魁、柯芳隆、錢南章、吳丁連、楊聰賢、蘇凡凌、鍾耀光、金希文、潘世姬、莊文達、嚴福榮、連憲升、曾毓忠、張玉樹、應廣儀、呂文慈、馬定一、洪崇焜、李子聲、彭靖、王思雅、蕭慶瑜、陳瓊瑜、董昭民、張曉雯……等，自歐美學成歸國，為這逐漸熱絡的音樂界注入了更為多元化、多樣性的新氣象。
(五) 國際音樂文化交流
二十世紀末至二十一世紀初期，台灣已擁有了相當多元的社會人文景觀，而表現在音樂創作上亦復如此。我們1970年代以後出生的作曲家，如潘家琳、蔡淩蕙、林梅芳、趙菁文、蔡宜真、李思嫺、林桂如、江易錚、顏名秀、林京美、陳玠如、周久渝、謝宗仁……等，先在台灣接受完整的音樂教育，再留學西歐（特別是德國、奧地利、法國）或美國而學有所長。而政府機構，特別是文建會，或爾後升格的文化部，以及國藝會也樂意贊助作曲家出國開會或發表作品。以2000年為例，文建會曾贊助筆者出版二張室內樂專輯CD，也部份補助了筆者於一月赴雅典、二月赴美國波士頓大學、四月赴加拿大溫哥華、七月赴日本東京發表作品，九月初赴印尼出席「亞洲作曲家聯盟」大會，九月底赴羅馬尼亞出席ISCM大會並發表《大提琴協奏曲》，十月由國家兩廳院主辦「潘皇龍樂展」專場音樂會，假國家音樂廳演出，十月中帶領采風樂坊赴波蘭各地、維也納巡迴演出台灣作品，十一月赴德國斯圖嘉特發表《迷宮•逍遙遊》三重奏曲。台灣與國際音樂文化交流漸趨熱絡，可見一斑。
歐盟2004年國際音樂會企劃案，曾經委託英國、瑞士、奧地利、德國、以色列與台灣作曲家為東西樂器混合編制創作新曲，潘皇龍作品《東南西北•蝴蝶夢》（2003/04）經由聲樂家林玉卿教授、采風樂坊，與維也納「音響論壇(Klangforum)」假德國柏林愛樂廳、奧地利維也納音樂廳，與英國哈德斯菲爾德當代音樂節（Huddersfield Contemporary Music Festival）巡迴演出。而國家交響樂團20週年團慶委託創作《普天樂》為管弦樂團與古箏、鋼琴、管風琴，以及北管樂隊的協奏曲（2005/06），北管系列管弦樂協奏曲之首，也經由該團於2006年團慶音樂會假國家音樂廳首演後，赴中南半島巡迴演出，充分展現了國際音樂文化交流蓬勃的例證。
台灣積極參與國際音樂組織，相對地也需要在國內舉辦相關活動，「亞洲作曲家聯盟台灣總會(ACL-TW)」從1974年成立以來，已經陸續於1976、1986、1994、1998與2011等五年，由當年理事長許常惠、馬水龍與潘皇龍統籌主辦ACL大會暨「亞太音樂節」，促進國際音樂交流，成效斐然。以2011年的「亞太音樂節」為例，我們分別在台北市、台中市與新竹市舉辦了15場音樂會，發表了100首作品。動員了國家交響樂團、國立台灣交響樂團、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簡稱北藝大）管弦樂團與台北市立國樂團，以及朱宗慶打擊樂團、台北室內合唱團、采風樂坊、小巨人絲竹樂團、北藝大室內樂團、東吳大學室內樂團、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音樂系與國家兩廳院……等共襄盛舉；加上舉辦相關會議、學術論壇、以及ACL青年作曲比賽……，為期8天，合計30個活動場次，可謂盛況空前。或許因為台灣主辦的輝煌成就，在質與量上創造了ACL歷史上的新里程碑，大會史無前例地推舉國家交響樂團、國立臺灣交響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與台北室內合唱團等4個團隊為2011年度ACL傑出演出團隊，堪稱ACL歷年之最。而藝術總監潘皇龍也於次年假以色列特拉維夫膺選ACL主席，成為繼許常惠教授後，第二位台灣作曲家榮膺此殊榮者。爾後2018年在呂文慈領導下，預計在十月份由我國第六度舉辦ACL之第35屆大會暨音樂節，讓人期待。而「曲協」也在2011舉辦亞太音樂節的歡聲雷動中獲得鼓舞，從2012年起，由潘皇龍創辦，2013年由呂文慈接任，每年定期假台北與高雄兩大都會舉辦「音樂台灣」作品發表會。ISCM-TW（台灣現代音協）也從2012年在李子聲理事長領導下，每年假台北市舉辦「臺北國際現代音樂節」，2016年起由馬定一理事長接續。如此一方面累積能量，另一方面兼具促進國際音樂文化交流，讓人刮目相看，可喜可賀。
2011年台灣大會暨亞太音樂節開幕式。
三、台灣音樂新風貌與作曲家新體驗
(一) 音樂創作新風潮
在全球化的趨勢洪流中，台灣的音樂創作充滿了無限的可能與願景；在雙傳統的影響下，一方面延續傳統文化獨特元素的深度，另一方面更展現了現代文明的廣度，呈現了活潑熱絡的新景觀。限於篇幅，歸納其面向條列如下：(1)音樂要素的擴充；(2)樂器性能的突破；(3)編制組合的拓展；(4)樂曲形式的變革；(5)科學技術的影響；(6)異域美學的介入；(7)傳統文化的反思；(8)多元風格的並列；(9)藝術科際的整合；(10)國際文化的交流。
(二) 團隊展演新氣象
1. 公設樂團方面：
「國立臺灣交響樂團」（原臺灣省交響樂團，1945）為台灣第一個公設樂團。它在史惟亮擔任團長時代，曾經極力倡導演奏國人作品。在陳澄雄時代每年定期舉辦「中國作曲家研討會」，延續他在擔任台北市立國樂團團長的作為，邀集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作曲家研討音樂創作，並演出部份作曲家作品。在劉玄詠時期，除了舉辦「聽見臺灣的聲音」，演奏台灣資深作曲家專場管弦樂作品，製作CD出版發行；也每年定期舉辦「青年音樂創作競賽」，提供優渥獎金，並首演、出版發行得獎作品CD與總譜，鼓勵年輕作曲家從事音樂創作。「國家交響樂團」（原實驗管弦樂團，1986）在草創時代，邀請法籍艾科卡（Gerard Akoka, 1949）擔任首任指揮，多次委託盧炎與潘皇龍……等國內作曲家創作新曲，並假國家音樂廳首演。在簡文彬擔任音樂總監時代，曾經多次委託台灣作曲家創作長達40分鐘以上管弦樂作品，並首演暨出版發行CD。「台北市立交響樂團」（1969）在陳秋盛擔任團長時代，曾經多次演出潘皇龍管弦樂作品。徐家駒時代，曾經委託潘皇龍與柯芳隆兩位作曲家，製作台灣作曲家管弦樂展與管弦樂歌曲展。「台北縣（新北市）立交響樂團」（1990），在創辦人廖年賦的堅持下，曾經演出不少國人作品。「台北市立國樂團」（1979）在陳澄雄時代創辦「中國作曲家研討會」，每年定期邀集中國大陸、香港與台灣作曲家研討音樂創作，並演出部份作曲家作品。在鍾耀光時代演出國人作品逐漸變成常態，特別是該團成立30週年慶的系列音樂會，曾經委託、首演眾多台灣作曲家作品，並出版發行CD10張。「臺灣國樂團」（1984）在閻惠昌擔任音樂總監時代，邀請潘皇龍為駐團作曲大師，李哲藝為駐團作曲家，委託創作、首演作品，並出版發行「傾聽臺灣土地的聲音風景」CD兩張，收錄潘皇龍、張瓊櫻、陸橒、李英與李哲藝等作曲家作品。也在青年指揮比賽「菁英爭輝」中，規定指定曲為國人作品。在這歷史滾滾洪流間，若干位居要津的主其事者，洞察建構主體性音樂環境的重要性，讓人感佩；也殷切期盼有為者的典範，能夠綻放出璀璨的樂章。
2. 民間團隊方面：
根據筆者數十年來的觀察與參與，「台北愛樂文教基金會」、「台北愛樂室內暨管弦樂團」、「朱宗慶打擊樂團」、「台北人室內樂團」、「采風樂坊」、「十方樂集」、「台北室內合唱團」、「小巨人絲竹樂團」、「薪傳打擊樂團」、「對位室內樂團」……等，都曾經致力於國人作品與當代音樂的推廣或委託創作與首演，可惜礙於社會美學風氣與樂團常年經濟壓力，部份團隊無以為繼，被迫轉型或中止營運，甚為遺憾﹔然而它們為台灣音樂環境的努力與奉獻，將會永留青史。
(三) 旅外台灣傑出作曲家
不管他（她）們是在台灣接受音樂教育，出國深造，或在國外改學音樂，爾後滯留異鄉從事音樂創作，學有所成者為數可觀：在歐洲前有陳懋良，後有施捷、潘曉南、張慧莉、王冥、廖琳妮、張曉峰、陳政文、林佳瑩……等。在美國有陳士惠、陳玫琪，張玉慧、任真慧、李元貞、陳立立……等。在亞洲方面：韓國有李志純，中國泉州有余忠元，馬來西亞有李豐旭…等。他（她）們學有專精，亦復兼顧東西美學背景與藝術精神，難能可貴。
(四) 作曲家新體驗
音樂創作是終生的志業，關鍵取決於其原創性、前瞻性與專業性。根據筆者40餘年來的親身體驗與觀察，歸納整理如下：
1. 學習傳統文化與分析經典作品，是創新音樂的捷徑。
2. 今天的創新，明天的傳統；被傳統拉著走，或把傳統拖著爬，全在一念間。
3. 音樂創作有三種階層：
(1)「學而用之」，如海納百川，用以「提升自我」。
(2)「習而避之」，有得亦有捨，去蕪存菁，用以「檢驗自我」。
(3)「取而化之」，像吃了豬肉長人肉，消化為己所用，用以「超越自我」。
結語
我們常聽說：「台灣不缺人才，唯獨欠缺的是舞台」。「國人作曲專題計畫」係以國藝會常態性歷年音樂類「創作」、「委託創作」以及「駐團作曲家」之補助成果所規劃的專題平台，適時彌補了如是遺憾。國人作品之創作、發表、與研究向來為國藝會音樂類補助之重點；它以原創性、前瞻性與專業性為核心價值，至2016年已累積549件作品。為支持國人創作發表以及委託創作作品持續演出，並協助音樂界取得演出權利，國藝會深耕精緻音樂環境的努力，吾等有目共睹。殷切期盼大家共襄盛舉，為創造台灣音樂「出頭天」奉獻一己之力。讓台灣擁抱世界，讓世界聽見台灣。